【编者按】普通人的命运变迁，往往是大时代里最为生动的注脚。
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十年来，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改变发生在湘西大山深处的每个角落。
有的人搬出深山，在新的聚居点经营着美好生活；有的人告别过去，靠双手创造崭新的人生；有的人立志改变命运，在前行的路上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有的人在被温暖后，选择成为“撑伞人”去温暖他人……
这片土地上洋溢着的奋斗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的征程上，人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继续书写美好生活新篇章。
金秋，我们走进大山深处的湘西，记录他们普通又不平凡的故事。
本报记者刘芳洲 张格 陈思汗
不再怕赶集的她
从凤凰县城向西，海拔逐渐升高。弯弯曲曲的山路豁然开朗，群山环绕中，坐落着湖南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安置区——禾库镇红安社区。
2018年，4700多名贫困群众从4个乡镇搬迁至此。黄墙青瓦、飞檐斗拱，近800座苗族风格建筑组成的“千户苗寨”，体现着浓浓的民族风情。
每逢农历“一”和“六”，是苗族乡亲们赶集的日子，全镇居民的吃穿用度都离不开热闹的集市。初六这天，记者来到集上，想找一位名叫吴红燕的搬迁居民，听闻她应该在集上摆摊卖苗服。可一番寻找后，仍然没有找到她，于是记者拨通了她的电话。
“我很久都没有去集上摆摊啦！”电话那头的吴红燕说，“到家里来吧，我在家做衣服。”
吴红燕的家是一栋12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一台电动缝纫机、几张布料与苗绣纹样，是她赚钱养家的物件。“自从搬到这边，经常会有客人上门定制苗服。”吴红燕说，“做回头客的生意都有点做不过来，几乎再也不去赶集摆摊了。”
赶集，曾是吴红燕“沉重”的记忆。2018年搬迁前，她住在禾库镇芭科村最远、最高的位置，离镇上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每次赶集，她都要提前很久出发，到一个固定的摊位给人量尺寸、定样式，回家做完衣服，下一次赶集再带给客人。
“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每次赶集我都是背篓里背一个，怀里再抱一个，买一点菜都带不回去，只能找认识的人帮忙。”吴红燕说。
这份沉重不仅是生活压在肩头的重担，更是一种独自承担困难的无力感。父母年迈，丈夫在外务工，吴红燕只能白天照顾家人，晚上熬夜做衣服。原本胆子很小的她，经常在雷雨交加的夜里打着手电筒去山下接孩子，“一边走路一边喊孩子的名字”；也曾在父亲半夜发烧的时候跑去村卫生院拿药，凌晨两三点在漆黑的山路上奔走。
2016年7月，禾库搬迁安置区开始修建，吴红燕一家分到了安置区的房子，于2018年举家搬迁。
为了让搬迁群众住得下、稳得住，当地政府采取了“四条腿走路”的模式，通过积极组织劳务输出、鼓励在家创业、盘活闲置土地、引进外来企业等方式，让每户都有稳定的收入。
吴红燕也到家门口的服装厂上了三个月的班，学习使用电动缝纫机。使用熟练之后，她购买了一台机器在家做衣服，“在家工作更方便带孩子，时间也更宽松一些。”
告别了遥远崎岖的山路，吴红燕不再怕赶集；而集中居住，让顾客可以随时上门，无需赶集，吴红燕也有源源不断的订单。
现在，吴红燕的大儿子在高中住校，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在附近的小学上学。吴红燕白天做衣服，一个月也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晚上她还会去社区包養網的广场上跳跳舞，“这在以前根本想不到”。
“社区内成立了苗鼓队、唢呐队、苗歌队、广场舞队、苗妹银饰盛装队，日常活动非常丰富。”红安社区党支部书记石咏介绍，文化活动让搬迁群众更好地相处，还化解了很多邻里之间的矛盾。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成集中安置点147个，安置住房2.05万套，1.97万户实现跨越式脱贫发展，8.18万名群众告别山区分散居住的苦日子。
这其中，每一个家庭的背后，也许都有一段关于贫困的记忆，但每一户的新房中，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由“懒汉”变“名人”的他
今年10月，来自老挝的电视媒体来到十八洞村拍摄节目，村民龙先兰邀请他们参观自己的养蜂基地，并分享了他发展养蜂实现脱贫的故事。
“我完全换了一个人。”龙先兰说，“有了家，有新房子、小轿车，夏天冬天都有事做，什么都有了。”
作为村里的“名人”，龙先兰原先是以又穷又懒而出名。
“他那时候天天喝酒，喝到哪里就醉在哪里，醉在哪里就睡在哪里，别人都叫他‘马路天使’。”龙先兰的爱人吴满金调侃道。
那是一段自我封闭与自我伤害的时光。
因为忍受不了整日酗酒的丈夫，龙先兰的母亲离开了家，一年后，父亲又因病去世，留下龙先兰和妹妹。龙先兰把妹妹托给亲戚照看，独自进城打工。又一年后，妹妹被山洪冲走，溺水而亡。龙先兰成了“孤儿”。
在同龄人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整日喝大酒、麻痹自己，用他的话说，“不想清醒，一醒就烦”。2013年年底，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十八洞村第一任扶贫队长龙秀林与龙先兰结对，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弟对待，一对一帮扶。
2014年，有个外地姑娘嫁进十八洞村，说起自己有个表妹也愿意嫁过来。龙秀林想着介绍给龙先兰试试看，对方托媒人一打听，不光嫌弃他喝酒的陋习，还说他没有父母。龙秀林急了。“谁说他没有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我就是他的大哥！”
那年春节，龙秀林把“弟弟”接到家里，吃了个热热闹闹的年夜饭，临走时，龙秀林的母亲给他装了几十斤腊肠腊肉，还硬要塞给龙先兰1000块的红包。这个早已没了家的小伙子落泪了。他给龙秀林的母亲郑重地磕了个头，喊了一声多年没有喊过的“娘”。
沉睡在龙先兰内心深处的志气开始苏醒，他下决心一定要做点什么，做出样子来。
在一次外出学习时，龙秀林结识了一位养蜂的老师傅，他想着十八洞村地形、气候都合适，过去也没有养蜂养成规模的人，可以让龙先兰试试。于是帮他申请了扶贫小额贷款，跟老师傅学养蜂。
龙先兰肯吃苦，终于通过养蜂挣到了第一桶金——5000块钱。他逐步扩大规模，还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几个村民一起干。慢慢地，蜂越养越多，蜜越产越多，合作社也建了起来，覆盖了80多户村民，大家一起养了1000多箱蜜蜂。他还以合作社的名义注册了公司，线上线下销售，蜂蜜供不应求。
2015年底，扶贫队组织了十八洞村第一场相亲大会。邻村的吴满金来参加时，遇到了不爱说话的龙先兰。
“那时候我很自卑。大家一起参观，我都是走在队伍最后面，她也走在了后面，我们就说上了话。”龙先兰还记得，在才艺展示的环节，别人都唱苗歌、跳舞、讲笑话逗女孩开心，只有他不知如何是好，干脆上台做了18个俯卧撑。
吴满金在台上与龙先兰牵手成功。一年后，他们举办了婚礼，2020年，夫妻二人迎来了女儿的出生。
大哥龙秀林给孩子起名龙思恩，这是一个起到了龙先兰心坎上的名字。
如今，3岁的小思恩已经上了幼儿园，吴满金被入驻十八洞村的苗绣合作社聘为店长，制作和销售店里的各类苗绣产品。
龙先兰有了更多“折腾”事业的动力。如今，他在养蜂的山谷里开辟了一个露营与烧烤基地，还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通过直播销售蜂蜜。
“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世界另一些角落的人一份鼓舞。”龙先兰面对老挝电视媒体的镜头说：“即使我们语言不通，但如果你能看见我，请你相信，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
成为“撑伞人”的她
湘西州龙山县，湖南西北边陲。位于武陵山腹地的咱果乡，土家语意为“美丽的大森林”。
23岁的谢小庆在咱果乡九年制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同时也是这所学校的女性副校长。作为全县最年轻的女性副校长，她除了日常教学，还兼顾着学校心理辅导教育、防性侵教育等多项工作。
因为经历过风雨，也因为曾被保护在伞下，这名“00后”女孩选择回到家乡，做“撑伞”的人。
谢小庆来自龙山县农车镇花桥村，由于家境贫困，在义务教育阶段，谢小庆姐弟三人的学费全靠县里的社会资助与校园资助。谢小庆考入高中后，母亲患病，作为大姐的她一度产生了辍学打工的想法。
然而，打工的想法刚刚被父亲劝阻，母亲的离世就给了她沉重一击。“那时候每天都在哭，成绩也下滑得特别严重。”
在那个青春期的“至暗时刻”，谢小庆的班主任成了照亮她的一盏明灯。“他几乎每周都会找我谈心，安慰和鼓励我，也会找寝室长沟通，让同学们多关心我。”谢小庆说，老师们的细心与负责，让她重拾读书考学的信念。
控辍保学，在湘西州的大山深处，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在开展控辍保学的过程中，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湘西州不断落实落细各学段的资助政策。从2016年起，在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基础上，湘西州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免除学前保教费和高中学费，各学段贫困学生教育生活补助均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2018年，谢小庆考入一所师范类院校，就读英语教育专业。“我想当一个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对学生负责的老师。”毕业后，她参加了湖南省特岗教师统招考试，回到家乡龙山，正式成为一名老师。
谢小庆每周都会到有厌学倾向的学生家中走访，把学生从经常旷课的状态扭转为主动学习的状态；也会充分挖掘学生的体育潜力，并上门做通家长的工作，把孩子送到湘西州体校学习；还会不厌其烦地给有智力障碍的学生讲解生理知识，照顾其生活……
去年9月，谢小庆被选拔为学校的女性副校长，这是龙山县为保护和关爱未成年女生特设的制度。“全县每个基层学校都有一名女性副校长，基层公办幼儿园则有女性副园长。”龙山县教体局总督学熊军说，每个假期，都会由女性副校长牵头，对所有女学生进行一次走访摸底，对重点学生结对帮扶。
“从在县里读书到回来从教，能感受到全县上下对教育越来越重视。”谢小庆说，“从重视学科发展到重视整个成长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
“年轻人在学校里越来越多，乡村学校越来越有活力。”咱果乡九年制学校校长朱鹏介绍，学校的49名在编教师中，“90后”“00后”共36人，占了全体教师的三分之二。
翻开教师的花名册，年轻的教师都是公费师范生与特岗教师。这些曾经走出了大山的年轻人，转身返乡，成为更多孩子的“撑伞人”。
放弃“铁饭碗”的她
在古丈县，茶，被老百姓称为“生命之源”。小孩出生后不久，古丈的母亲们便会用茶水轻轻擦拭孩子的眼睛，茶文化是当地人极为重要的情感寄托。
土生土长的“85后”古丈姑娘龙玲芝对茶的记忆，从幼年就开始了——她的家乡默戎镇牛角山村，有着悠久的高山茶种植历史。
“我爷爷曾是村里茶叶生产队的队长，童年看大家采茶、炒茶、卖茶的记忆还历历在目。茶叶宛如陪伴我成长的一位老友。”龙玲芝说。
虽然懂茶、爱茶，但曾经的龙玲芝并未想过以此为生，她像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渴望走出大山，追寻更好的生活。
2009年，一场意外包養大火肆虐牛角山村。一夜之间，30多栋木房化为灰烬，这让原本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那年，龙玲芝刚刚大学毕业，她永远忘不了乡亲们跪在断瓦残垣前号啕大哭的模样。
势在必行的重建，燃起了大家的脱贫决心和奋斗热情——村里决定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并利用处于张家界至凤凰这条黄金旅游线路中间的位置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然而，古老、贫穷的苗寨想阔步向前，似乎有心无力。
一次，龙玲芝返乡探亲，发现大家忧心忡忡，原来是村民们不知道如何制作电子报价表。“如果村里有年轻人，这些小困扰都不是问题。”龙玲芝觉得，村里亟需青春血液的注入，便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2012年，已经在外地当上老师的龙玲芝辞去人们口中的“铁饭碗”，回到大山带领村民们种植茶苗。起初，龙玲芝发现大家对发展茶叶产业并无太大信心：很多人碍于情面领取了免费发放的茶苗，转身却又偷偷丢在山沟里。人们议论纷纷：“以前种的茶根本卖不出去，还不如种些能饱肚的。”
“如果茶叶卖不出去，就仅仅是一片叶子。”龙玲芝说，她开始一方面四处向专家请教，希望通过改良技艺提升茶叶品质，另一方面则不停参加展会、拜访客户“跑市场”。
不久后，一批茶树进入初采期，龙玲芝打通了销售渠道，并且卖出了不错的价格——原先种地每亩七八百元的收入，种茶后能提升至约三千元。
看着率先种植茶叶的村民尝到甜头，更多村民也决定加入——一些人自己开辟茶园种茶，一些人则通过帮忙采茶获得收入。牛角山村的茶园从十年前零零散散的千余亩，逐步扩大至如今的超2万亩，品种也从绿茶扩充至红茶、白茶、黑茶等更多种类。
一年又一年的光阴里，茶花含苞绽放，村里日渐起步的苗寨旅游，更为茶叶销售“添了把火”。“我们将茶叶种植、采摘、加工与文旅融合在一起，游客来旅游的同时，可以参与采摘、体验制茶、学习茶文化和苗族文化。”龙玲芝说，牛角山的茶产业与旅游发展相辅相成，如今这两大支柱产业年产值双双突破亿元，仅固定岗位就业就有1300余人。
“我们跟着玲芝干，不仅收入高了，精气神也完全不一样了！”村民龙刘芳说，如今她在村里做旅游接待和茶叶销售，家里人还种茶、开民宿、卖农特产，一家人每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以前在外面打工时，总因为自己来自乡下而觉得自卑。现在，我在村里穿着苗服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充满了自信！”
深秋，茶园进入管护时节。通往高山茶园的小道上，停放了不少车辆。龙玲芝介绍，这些都是村民自己的小车，她感慨：“从一无所有，到开着车子上山采‘金叶子’，我们的日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目前，古丈县茶园总面积达20.5万亩，人均突破1.4亩，绘就出一幅多彩的茶乡画卷。
回乡村“守艺”的他
越过山岗，走过石桥，古丈县红石林镇茄包養網通村深处，潺潺水声中，一处悠然隐逸的小院映入眼帘——阳光下，古朴的木屋静静矗立，彭南科坐在小木凳上认真检查活字印刷字模，一对慵懒的猫狗惬意地趴在他脚边。
大山里，这位47岁的湘西土家族汉子用镜头记录下把粽叶编成蓑衣，取石打凿制为磨盘，以古法造纸、制香、酿醋等过程。淡然恬静的画面中，充满历史厚重感的一件件老物件和一门门老技艺，在他的巧手下得以复刻还原。
当过老师、记者，开过农产品公司，自小被父母寄予“甩掉犁耙、走出大山”厚望的彭南科再次回到乡野，通过当下最流行的视频为媒介，寻找和守护逐渐消失的手艺。
除了擦不掉的那抹乡愁，彭南科心怀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渴望，和一份守住文化根基的使命感。
2022年6月，彭南科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展示农耕技艺和非遗文化。很快，一条手工制作蓑衣的视频迅速走红。这条点赞量破100万的视频中，彭南科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割棕片、理棕丝、搓棕绳、定型缝制等复杂工序。片末，他身着蓑衣在大雨中劳作，再现古人“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田园牧歌式浪漫。
有网友评价：“无声的手作，是我们中国最精美的‘奢侈品’。”在彭南科看来，他的视频之所以能收获众多好评，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与当下受众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相契合。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许多民间传统技艺在岁月长河中几近消失，一些手艺只剩七八十岁的老人掌握，且无人继承。”彭南科说，把濒临失传的手艺“抢救”回来，成了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他不断琢磨、研究，通过拜访老手艺人、翻阅典籍文献，对各类古法技艺进行梳理，再尝试“复刻”。
一条不到十分钟的视频背后，是短则一周、长则一年的制作周期。有些是需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有些则是因过程反复失败需不断推翻重来。
难吗？“难，恰恰是古法的魅力。”彭南科说。为了赶周期，彭南科常常拍摄到深夜，每天只留五六个小时睡眠时间，身上也总是旧伤没好就有了新伤。“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彭南科说，作为内容创作者，他最看重的是知识性，即受众能否通过视频增进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复刻还原，让我们更鲜活地看到来时的路。”彭南科说，视频以一种更生动的语言，不仅让彭南科被看见，更让湘西、中国乡村和传统文化被看见。
古丈，是一个人口不到15万的小县。然而，这里却有超过35个成一定规模的自媒体博主，其中3个账号粉丝量突破百万。小县何以吸引累计超千万粉丝的关注？彭南科说，优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各界对乡村发展的支持，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除了拍视频，彭南科还想在三产融合下功夫。在他的规划图景里，要“以点带面，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未来要种更多油菜、水稻，养更多稻花鱼、家禽，举办各种各样的农耕文化节……“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人才是支持。希望越来越美好的乡村，能吸引更多人来寻觅生活的灵感。”彭南科说。
【记者手记】五个“他”的故事，平凡而又真切。
在湘西采访，记者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现在的生活很幸福，日子越来越包養行情好了。”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生活中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变化，更是内心充盈的希望。
在湘西的大山深处，“他”们的故事仍在延续。走出了“千年贫困”、驱散头顶的阴霾，在由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路上，无数和“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着“明天会更好”的信心，将梦想根植乡土，期盼收获幸福的果实。
1月12日，母思琪通过上下扶包養梯登上15号灯桥开展检修作业。
地处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兴隆包養網排名场编组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作为重庆铁路枢纽的包養行情“心脏”，这里承担了中欧国际班列的列车解体、编组任务。
“00后”女孩何雪和母思琪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供电段兴隆场电力工区的两名电力线路工包養。每个夜晚，她们和工友背负数公斤重的工具材料，从地面沿着近70度的爬梯攀上22包養網價格米高的电塔和17米高的灯桥，对这里的5000余盏灯进行巡检维修，确保编组站场的照明安全。
这群守护中欧班列的年轻“女飞人”，用他们的坚守将光照亮编组站场内的每一寸钢轨，守护着每一趟从这里驶出的中欧班列。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图为全国人大代包養網心得表、中包養国工程院院士、中药制药过程控制与智能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肖伟。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记者 殷晓霞）“新形势下，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的关键所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药制药过程控制与智能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肖伟表示。
肖伟建议，整合集聚各类创新资源要素，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创新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紧密协同发展模式，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最终实现创新能力提升。加强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体系建设，完善领军企业参与决策的机制，从而有力有效带动科技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以科技领军企业为主导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真正发挥发挥企业“头雁价值”的引领带动作用。
肖伟强调，对做出重大产业科技创新贡献的企业应给予更多激励支持，鼓励头部企业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和融资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针对开展高质量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支持。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办法，鼓励企业申报重包養網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等研究项目，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创新研究的积极性。
肖伟指出，要发挥战略型企业家作用，与科学家互为促进，完善企业高端人才流动机制，让企业成为技术人才培养主体。他表示，要以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引导企业积极培养产业科学家，真正培育一批源自企业的优青杰青为代表的青年科技人才梯队。
“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是奠定其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和基础，也是战略要求。”肖伟指出，要确立企业和其他科研主体参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同等地位，允许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鼓励优秀的企业研究院主导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大力扶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力，以基础研究成果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形成完备的创新链、产业链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肖伟表示，为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链、产业链上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应支持企业组建任务型、体系化的高层次科研平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研发中心，推动“0-1”的原始创新、“1-10”的应用研究以及“10-100”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最后，肖伟建议相应主管部门应该向科技领军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积极授牌并明确任务、定期考核，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尤其要鼓励企业的高层次研发平台积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对运行效率低下和成果不达标的企业平台应采取整改、摘牌等措施，推动企业高层次国家平台的分类、整合、优化、升级，形成“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生态优化”的企业系统化创新模式，推动科技领军企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能够将市场需求精准反馈到科技创新中去，系统化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依托企业科研平台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和技术成果工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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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王绍良正在组装检测稀释制冷机部件。
本报记者 徐 靖摄
图②：浙江宁波晶钻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人正在工作。
张超梁摄
图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实验。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供图
数据来源：科技部、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制图：沈亦伶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研究和生产的重要桥梁，也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自身直接研发形成成果转化，院校和企业形成共同体，这样的趋势、方向是对的，要快马加鞭，把激励、促进政策进一步抓好。
如何打通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各地区各部门探索制度创新、院企合作、强化激励等方式，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
——编 者
“楼上”创新、“楼下”创业，前沿技术与市场需求高效对接
在广东深圳光明科学城的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包養網 花園研究所研究员、材料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钟超有两包養重身份——既是科学家，也是企业家。
创新中心实行“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楼上”的科研人员利用大设施开展原始创新研究，“楼下”的创业人员对原始创新进行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转化。1.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入驻企业办公室、共享实验室以及会议室等配套设施。
“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前沿技术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对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也能激励人才培养，为科研人员提供科研成果转化的更多可能性。”钟超说。
“把好点子在实验室里变成新技术，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郑海荣说，让实验室里的新技术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需要一个好的转化机制，使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尽快与产业结合起来，真正变成生产力。而深化产学研合作，能有效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供需矛盾，更好地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不仅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广东，不少高校、科研院所都坚持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力量。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军介绍，目前广东有高新技术企业7.5万家，近10万家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孵化器、众创空间均超过1000家。同时，广东全面推进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打造集“有组织科研+有组织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枢纽，并持续优化高水平、多层次的实验室和平台体系，丰富高质量科技成果源头供给。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项目在鼓励企业与科研人员共同开发，说明国家在大力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这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于发展前景，钟超信心很足，“希望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创新成果能够成功转化。”
搭建平台、企业研发，打通转化“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环，概念验证则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一环。
“我们从包養網排名事超快激光微纳加工领域研究，这是一个集基础研究与应用一体化的国际前沿领域，由于技术门槛高，想要实现技术突破并转化成适配市场的产品，难度不小。”石理平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教授，在他看来，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验证市场前景、评估产业化潜力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去年初，他的项目入选浙江杭州市西电智能汽车电子概念验证中心项目库，中心为他们提供了场地、政策、人才等多维度支持，从进入概念验证中心项目库，到注册成立公司、产品首次成功应用于相关防伪技术验证工作，再到收获一系列订单，全程只用了1年。“中心非常了解初创企业需要什么，特别是从概念孵化到企业化运营，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指导，助力我们实现‘从0到1’的突破。”石理平说。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杭州已陆续建起30个概念验证中心，积极推动相关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在浙江宁波，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打通新质生产力关键技术研发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有规模体量、有技术沉淀，才能在风口来临时紧紧抓住。”宁波晶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安介绍，该企业聚焦金刚石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不仅在产品、工艺装备、加工装备等方面加大自主创新，也围绕行业需求持续迭代、拓展应用。
据了解，宁波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5%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都来自民营企业。“我们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近3年累计获得市区两级各类研发奖励和补助近千万元。”张军安说，“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加快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及‘从0到100’的颠覆性创新。”眼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晶钻金刚石产业园和高水平研发中心正从设计蓝图变为现实，这为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了信心。
目前，浙江通过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工程，全力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开辟壮大智能光伏、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推动新兴产业提质扩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
赋权改革、强化激励，调动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
安徽合肥市高新区，合肥知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作人员正熟练地组装着设备。“包養行情我们生产的设备叫极低温稀释制冷机，是对量子计算机的芯片或者部件进行冷却的设备，通过创造极低温的环境，保证量子计算机稳定运行。”安徽大学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合肥知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绍良说。
“经过近3年攻关，我们在量子计算的极低温制冷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没有赋权改革，我们的成果产业化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王绍良说。
2021年3月，中科大作为国家级试点，在安徽省率先启动赋权改革，将传统的“先转化、再奖励”模式，改为“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这种模式既可简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时的国有资产管理程序，有效吸引社会资本、风险资本，也能规避相关风险。安徽省还遴选了安徽大学等多家高校进行试点，积极探索。
从2023年6月立项到10月初顺利投产，合肥知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从无到有只用了短短不到3个月。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相关科学研究院及大学销售合同金额500余万元，同时与国内多家大学、实验室等单位达成意向订单。
为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结合中科大试点经验，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发改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以前科技成果转化采用‘先转化、后奖励’模式，财政经费投入形成的科技成果，作为国有资产无法直接赋权给技术发明人，影响了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安徽省科技厅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处副处长刘沛沛介绍。
针对此类问题，采用“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新模式，安徽通过改革职务科技所有权，把学校留存的所有权让渡给科研团队，科研团队获得全部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学校不持有转化公司包養的任何股份，但是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知识产权的未来收益。根据近年来有关单位创新能力、科技成果产出等情况，最终106家单位参与改革试点。“赋权改革的逐步深入，将为科技成果转化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刘沛沛说。
印发《“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从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强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等方面推动成果转化；印发《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对专利转化运用进行专门部署；制定《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专利成果更好更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一系列部署，一项项探索，让创新链的好技术变成产业链的新应用，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原标题：年轻人与父母的出游矛盾当真“不可解”吗？
年轻人如何与父母一同愉快出游
今年国庆长假和爸妈去了一趟四川后，刘雨暗暗决定下次不再做这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酒店、车票、行程……出发前，爸妈先说“都听你的”，订好后却又各种挑毛病，甚至赌气说不去了；好不容易出发了，刘雨兴冲冲地列了一堆特色餐厅去打卡，爸妈的固定反馈句式为“这么贵，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咱家的好”；早上7点被叫醒，全程“特种兵式”打卡，没有假期松弛感，让包養刘雨感到比上班还“心累”。“我觉得我和爸妈的生活作息与想法差距太大了，导致这次旅行大家都不开心。”刘雨说。
“如何和父母一起去旅行”，在社交媒体上已成为热议话题。有人吐槽“包養網排名和父母出游就像在上刑”，有人分享和父母共同体验海上日出的绝妙时刻，也有人详细列出“不吵架”实操攻略。当年轻人与父母一同出游，容易碰撞出哪些神奇火花？观念差异带来的出游矛盾是否真的“不可解”？
我和父母旅行步调“不同步”
丁伟是和父母一起旅行的“资深玩家”，从他成年开始，平均每年会和父母出游五六次，短则到周边城市“Citywalk”两三天，长则在国庆长假来一趟“青甘小环线”。小时候，爸妈常常带丁伟出去旅行。长大后，旅行的筹划和实施任务自然地落在了丁伟头上，“爸妈已经不会网上做攻略、买门票了”。
尽管一同出游多次、彼此熟悉出游习惯，丁伟还是时不时会和父母“不同步”。矛盾最多的就是消费观念。有时出现在前期攻略阶段，比如订酒店。爸妈要求要有早餐、环境好、住着舒服，最重要的是，不能太贵。丁伟常常要花几个小时来仔细对比，才能选出相对满意的酒店。而妈妈常常会嫌丁伟订的酒店性价比太低。去三亚旅行时，丁伟想预订海景房，妈妈却觉得多走几步路可以省300元很划算。丁伟不解：“好不容易来一趟三亚，多花30包養網0元推门见海不香吗？”
除了理念不同，还有一些父母会进行“血脉压制”。95后女孩儿陈新宇觉得和爸妈出门最艰辛的，在于他们常常把“正事”夹在旅行中。
大三暑假出去玩，爸爸会在车站等车闲聊时冷不丁询问陈新宇：“你是计划考研还是工作？”等到工作了，妈妈在一起逛苏州园林时又受到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找个男朋友呀？就可以一起出来玩了。”陈新宇觉得，原本包養網心得兴高采烈出门，结果还要被拉着讨论“人生大事”，实在有点扫兴。她认为出门就应该开开心心关注风景美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破坏美好的氛围”。
“有时候不是年轻人不爱和父母旅行，父母也不想和年轻人一起出去玩。”在“大厂”工作两年的程柳感慨，自己在外地工作，难得和父母见面。她曾萌发过带父母一起出去旅行的想法，但由于爸妈暂未退休，时间常常凑不上。更重要的是，每当自己提出一起出去玩时，妈妈常常表达不同意见。
“妈妈觉得我之前出去玩的行程过于松散。”程柳无奈地说。程柳喜欢度假式旅行，主打时间自由和身心放松，但妈妈觉得，出来旅行要充分利用时间，标志性景点得去，当地特色菜也要现场品尝。“她不喜欢我平时睡觉到中午、在酒店点外卖、深夜吃夜宵，喜欢早睡早起健康旅行。”因为这个原因，程柳和父母一直没能顺利成行。
出门旅行，爸妈更加“放飞自我”
一起旅行后，高安馨好像对父母有了新的认识。她最初提议一起去桂林旅游时，父母都表示“不想去”，因为旅游“又累又贵”，是“花钱买罪受”。直到飞机降落，高安馨才发现老两口其实也跟自己一样“爱逛爱玩”，甚至有些“失控”。她原本做好了攻略，在哪里吃东西，去哪里购物，去哪里参观……然而父母却像是放飞了自我，完全不顾她“精打细算”的安排，他们觉得饿了就随心所欲在景点里找一家饭馆吃饭，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看见土特产店，进门就买，不考虑性价比；她这边正在叫网约车，父亲却已经跟“黑车”司机谈好了价格……结果当然是频频“踩雷”，就这样，自己在父母的带领下变成了傻乎乎的游客，用心做的攻略全然没能派上用场，高安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老两口的“放飞自我”毕竟有限，当旅行团里加入了家里的其他长辈，才是真正的考验。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赵思扬带着父母、舅舅、舅妈、表妹一大家子人一起去西安游玩。赵思扬充当起了“领队”的角色，他在征求每个家庭成员的意见后，做好了攻略包養網 花園，订好了酒店和机票，安排好了旅途中大小事宜，所以整个旅途可以说是“其乐融融”，然而即便如此，一些小摩擦还是难免。
赵思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父亲平日喜欢吃炒菜，吃饭时还喜欢喝两口小酒，他并不想因为旅行而打破常规，再加上两家人难得一起出游，所以父亲兴致格外好，每顿饭都让赵思扬安排能吃炒菜的餐馆，好跟舅舅“多喝几杯”。某次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赵思扬没能如父亲的意，两人闹了点别扭，第二天赵思扬心里不忍，又格外安排了“赔罪席”。赵思扬告诉记者，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父亲对“吃炒菜”和“喝几杯”如此“任性”，不仅是出于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是基于想要好好招待亲戚的心情，“虽然我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不想让他喝酒，但同时也不想扫了他的兴。”赵思扬说。
化解矛盾，要想清楚“为什么和父母去旅行”
尽管和父母在旅行中矛盾颇多，但当高安馨看到父母兴高采烈地一边拍视频一边发朋友圈的样子，又觉得这些好像也不重要。“他们能跟我一起出来玩，我已很开心了。”高安馨对记者说。
“其实看到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在一起，我也觉得很开心。我以后还是非常愿意带他们一起出门旅行的。”赵思扬说。
丁伟也觉得，矛盾都是小插曲，并不会影响最终的心情。“带爸妈出去，我还挺开心的，他们也开心，觉得和我一起打卡了不同的城市。”
在丁伟看来，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和父母出去玩，是因为父母与孩子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着天然的差异。“许多孩子从大学甚至更早就不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父母的生活方式停留在他们那一代的样子，而子女理解世界的方式和渠道在不断更新，自然容易产生矛盾。”丁伟说。
如何减少这种矛盾？丁伟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带父母出去玩。
“你是为了陪伴父母尽孝、带他们看世界？还是想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旅游搭子？”丁伟觉得，如果是为了陪伴父母，那么年轻人不能仅仅用自己认为的“好”作为衡量尺度，也要看到父母的习惯和偏好，更不能觉得“我是为你们好才带你们出来，你们要按照我的来”。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父母能够接受的方式。
如果希望和父母成为“旅游搭子”，则要注意和父母生活理念的差异。“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和父母就存在理念和习惯的不同，只不过旅行场景把这种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丁伟觉得，如果差异带来的不快乐已经超过了旅行本身的快乐，那么也没有必要继续一起旅行，各玩各的就好。“哪怕是同龄朋友，一起旅游都可能不开心。和父母一起出游，彼此开心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采访对象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记者 夏瑾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印度报业托拉斯2月2日报道，在过去11天里，印度北方邦阿约提亚市罗摩神庙收到了超过1.1亿卢比（100印度卢比约合8.7元人民币）的捐款。1月22日，印度总理莫迪为该神庙揭幕，这是他以及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巅峰时刻，而为他铺路的是一个名为世界印度教大会（VHP）的组织。这一组织是由印人党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前领导人和一些宗教领袖共同发起组建的。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VHP是RSS的文化分支。VHP在印人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曾被美国政府部门认定为“激进宗教组织”多年，被批煽动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那么，VHP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在印度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作用？
“一砖一瓦地拆了这座清真寺”
1月22日，位于印度北部北方邦的阿约提亚市充满了节日氛围，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挥舞着旗帜走上街头，他们敲着鼓，高呼口号，天上的军用直升机向罗摩神庙撒下花瓣。印着罗摩神画像的藏红花旗帜以及印有印度总理莫迪和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蒂亚纳特头像的横幅挂满街道。据BBC报道，这一天，莫迪在阿约提亚市为罗摩神庙举行揭幕仪式，近8000人受邀出席，包括印度顶级电影明星和板球运动员。“今天将被载入史册……经过多年的‘奋斗’和无数的‘牺牲’，罗摩神终于‘回家’了。”莫迪在仪式结束后这样说。
罗摩神庙被称为“印度版梵蒂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阿约提亚市是印度教最受尊敬的神之一罗摩神故事的中心，对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来说极为重要。对莫迪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1月22日主持神庙揭幕仪式更得意的时刻了。在这一天，莫迪尽享高光时刻，而为他带来这些荣耀的是一个名为世界印度教大会（VHP）的组织。事实上，从拆除罗摩神庙原址上建造的清真寺，到发起修建神庙的活动，再到施工建造该寺庙并对此进行宣传，VHP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直到1992年12月6日早上，矗立在罗摩神庙建造地之上的还是巴布里清真寺，一座建于16世纪20年代末、以莫卧儿开国君主巴布尔命名的清真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BBC等媒体称，1992年，数千名右翼印度教徒爬上巴布里清真寺周围的围墙，一砖一瓦地拆了这座清真寺。这导致印度各地爆发了持续数月的暴力活动，造成2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拆除清真寺的主要是VHP和印人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发起在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修建罗摩神庙活动的也是VHP。在过去几十年里，一场激烈的法律争执一直闹到印度最高法院，以决定清真寺遗址上应该建造什么。
打开印度各大媒体网站，可以搜到很多关于VHP活动的新闻，其中不少都涉及政治包養与宗教，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争议颇多。印度Scroll新闻网此前报道称，VHP在印度发生自然灾害时很活跃，为救灾工作出了不少力。不过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项目“桥倡议”，VHP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为“激进宗教组织”多年，一直深度参与煽动社区紧张局势的活动，鼓动针对印度少数民族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的仇恨和暴力。此外，VHP与印人党关系密切。
组织青少年接受军事训练？
根据VHP网站介绍，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8月29日克里希纳（毗湿奴神第八个化身）降生节，其目标是巩固印度教社会、服务并保护印度教、提高印度教徒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该组织将自己定性为一个非政治组织，但印度“the Wire ”新闻网提醒说，VHP的一些成员作为印人党候选人参加竞选。印度Scroll新闻网称，VHP与印人党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等组织同属印度教民族主义联盟服务团家族（Sangh Parivar），旨在遏制所谓的“外来意识形态”——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影响，并强化印度教价值观。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曾发文表示，上述服务团家族组织都有一种亲印度教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贬低了伊斯兰教对印度文明的贡献。
据《今日印度》2023年7月报道，截至当时，VHP在全球30个国家开展工作。印度英文周刊《一周》2019年曾报道称，VHP有130万成员。《德干先驱报》2022年10月表示，VHP计划接触500万人，以扩大组织规模。VHP网站信息显示，该组织在健康、教育等领域开展的项目超过10万个。
综合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VHP的一大活动是强化印度教的社会基层组织，并推动宗教皈依。据印度Scroll新闻网等媒体报道，VHP一直在基层努力实现其印度教化的目标，在城市工人阶层和不太富裕地区以及农村部落社区的印度青年中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存在。该组织在这些地方开设了圣牛庇护所、健康中心等。在泰米尔纳德邦等地，VHP参与培训宗教人员。在印人党执政多年的邦，这些活动进行得更为频繁。《德干先驱报》2022年11月报道称，截至当时，VHP让大约80万此前曾皈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印度教徒重新皈依了印度教，并劝说650万印度教徒不要皈依其他宗教。
护牛也是VHP的重要任务之一。《环球时报》记者驻印期间曾在新德里见到过其组织的护牛等活动，也经常在报纸和新闻网站上看到各种相关报道。据印媒报道，2005年，在VHP组织的抗议活动之后，贾坎德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杀害、虐待和非法交易牛类定为犯罪行为。自2015年起，VHP被指控宣扬和纵容“护牛私刑”活动，穆斯林和最底层种姓“达利特”人（即“贱民”）等因从事牛类运输、交易或屠宰等原因，被所谓的“圣牛保护者”暴力殴打致死的事件屡屡发生。人权组织猛烈抨击一些邦政府推动和支持此类行为，或者对相关行为视而不见。警察因干预此类案件或逮捕“牛类义务警员”而受到牛类保护组织成员的威胁。
还有报道显示，VHP带有半军事化的性质，发展青少年成员接受军事训练。美国印裔穆斯林组织“印裔美国穆斯林理事会”（IAMC）2023年6月曾发文，称VHP及其青年分支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在北方邦、古吉拉特邦等印度多地非法举办枪支训练营，受训成员包括女孩。在此之前，VHP曾回应表示，印度青年民兵等组织的活动是“体育锻炼”，包括瑜伽、操练和射击练习，不是媒体报道的武器训练营。VHP说，组织这些活动是为了提高受训人员的身体以及精神素质。
与印人党及其母体RSS深度捆绑
在发展成员等活动的过程中，VHP引发不少争议，包括上面所述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活动。“桥倡议”表示，VHP被指控策划了2002年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骚乱期间的暴力事件，造成1000多名穆斯林死亡。英国政府对骚乱进行的调查显示，暴力事件是预先计划好的，“VHP及其盟友在邦政府的支持下行动”。
VHP因对庆祝情人节的情侣进行道德监管而受到批评。2022年8月15日，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期间发生的轮奸案中被判处终身监禁的11名男子被古吉拉特邦政府从监狱释放。据称，强奸犯获释后受到了VHP成员的欢迎。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2023年8月初，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当局在努赫（该邦唯一的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拆除300多所穆斯林房屋和企业建筑。在拆除包養行动之前，VHP领导的游行队伍到达努赫地区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体之间爆发了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VHP与印人党及其母体RSS并非只是“志同道合”的组织，包養而是深度捆绑。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VHP是RSS为了推广印度教而设立的宗教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RSS成立印人党作为自己的政治分支，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属于比较边缘的意识形态，印人党出于选举考虑不愿做宗教动员的工作，因此RSS推出了VHP来承担这项任务。VHP近年来发展较快，已经成为RSS在民粹主义动员方面的排头兵。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的文章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RSS依靠VHP来动员大多数印度教徒，而VHP通过发起建造罗摩神庙的活动团结印度教徒。1989年，围绕建造罗摩神庙的竞选活动导致了一波骚乱，使选民按照宗教界线分化。这种两极分化帮助印人党首次在1991年赢得了北方邦的邦选举。BBC表示，20世纪90年代，修建罗摩神庙的运动帮助印人党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据印度Scroll新闻网等媒体报道，在VHP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VHP的领导人并不使用好战语言，该组织也一直默默无闻，主要为RSS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提供支持。当时，该组织领导层认为，宗教追求是将印度教徒团结在一起的有效途径，可以为未来带来某种形式的稳定和确定性。
20世纪80年代，VHP早期的冷静作风开始发生变化。在RSS第三任主席迪奥拉斯的领导下，RSS开始将积极的政治视为传播印度教包養網比較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这与迪奥拉斯的前任避免公开宣传并限制RSS和VHP公开表明政治立场的做法不同。方向改变之后，VHP似乎适合于发动一个以宗教需求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成为政治权力和身份政治的有力工具。VHP逐渐走向前台，通过“印度教处于危险之中”和“罗摩神庙运动”走到政治聚光灯下。印度“the Wire”新闻网称，随着印人党在2014年大选中获胜，VHP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
据印度“the Wire”新闻网报道，VHP试图从选举领域之外干预印度政治。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它努力影响政策和改变政治进程。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它试图建立对民主的批判，并改变公民的概念。它还批评印度宪法，并呼吁印度政府更加关注“印度教的利益”。谢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VHP属于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问题上，其立场比印人党更为激进。VHP一名负责人曾因批评莫迪政府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问题上不够强硬而遭到RSS免职。
谢超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印人党政府与印度教组织联系紧密，这能提升印度国内凝聚力、提升印人党作为印度教徒代表政党的地位。不过，这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印度社会是一个多元化、多族群、多文化的社会，而印人党政府如果施行压迫性族群政策，势必会降低少数族群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未来印度国内的族群关系是一直保持高压态势，还是少数族群对于自身福祉和权利的不满会重新冒头，导致族群之间的尖锐对立再次出现，这是一大隐忧。印人党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从选举动员型政党走向一个治理型政党，对莫迪政府和整个印度社会都是考验。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1月22日是莫迪及印人党将世俗印度转变为“印度教优先”国家议程的巅峰时刻，但当印度教徒热烈庆祝罗摩神庙揭幕时，当地的穆斯林则躲在家里。《经济学人》杂志在1月22日印度的罗摩神庙揭幕仪式举行后提醒说，只有约80%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把修建该神庙视为胜利，更不用说占该国人口约14%的穆斯林了。
原标题：年轻人与父母的出游矛盾当真“不可解”吗？
年轻人如何与父母一同愉快出游
今年国庆长假和爸妈去了一趟四川后，刘雨暗暗决定下次不再做这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酒店、车票、行程……出发前，爸妈先说“都听你的”，订好后却又各种挑毛病，甚至赌气说不去了；好不容易出发了，刘雨兴冲冲地列了一堆特色餐厅去打卡，爸妈的固定反馈句式为“这么贵，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咱家的好”；早上7点被叫醒，全程“特种兵式”打卡，没有假期松弛感，让刘雨感到比上班还“心累”。“我觉得我和爸妈的生活作息与想法差距太大了，导致这次旅行大家都不开心。”刘雨说。
“如何和父母一起去旅行”，在社交媒体上已成为热议话题。有人吐槽“和父母出游就像在上刑”，有人分享和父母共同体验海上日出的绝妙时刻，也有人详细列出“不吵架”实操攻略。当年轻人与父母一同出游，容易碰撞出哪些神奇火花？观念差异带来的出游矛盾是否真的“不可解”？
我和父母旅行步调“不同步”
丁伟是和父母一起旅行的“资深玩家”，从他成年开始，平均每年会和父母出游五六次，短则到周边城市“Citywalk”两三天，长则在国庆长假来一趟“青甘小环线”。小时候，爸妈常常带丁伟出去旅行。长大后，旅行的筹划和实施任务自然地落在了丁伟头上，“爸妈已经不会网上做攻略、买门票了”。
尽管一同出游多次、彼此熟悉出游习惯，丁伟还是时不时会和父母“不同步”。矛盾最多的就是消费观念。有时出现在前期攻略阶段，比如订酒店。爸妈要求要有早餐、环境好、住着舒服，最重要的是，不能太贵。丁伟常常要花几个小时来仔细对比，才能选出相对满意的酒店。而妈妈常常会嫌丁伟订的酒店性价比太低。去三亚旅行时，丁伟想预订海景房，妈妈却觉得多走几步路可以省300元很划算。丁伟不解：“好不容易来一趟三亚，多花300元推门见海不香吗？”
除了理念不同，还有一些父母会进行“血脉压制”。95后女孩儿陈新宇觉得和爸妈出门最艰辛的，在于他们常常把“正事”夹在旅行中。
大三暑假出去玩，爸爸会在车站等车闲聊时冷不丁询问陈新宇：“你是计划考研还是工作？”等到工作了，妈妈在一起逛苏州园林时又受到灵魂拷问：“什么时候找个男朋友呀？就可以一起出来玩了。”陈新宇觉得，原本兴高采烈出门，结果还要被拉着讨论“人生大事”，实在有点扫兴。她认为出门就应该开开心心关注风景美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破坏美好的氛围”。
“有时候不是年轻人不爱和父母旅行，父母也不想和年轻人一起出去玩。”在“大厂”工作两年的程柳感慨，自己在外地工作，难得和父母见面。她曾萌发过带父母一起出去旅行的想法，但由于爸妈暂未退休，时间常常凑不上。更重要的是，每当自己提出一起出去玩时，妈妈常常表达不同意见。
“妈妈觉得我之前出去玩的行程过于松散。”程柳无奈地说包養平台推薦。程柳喜欢度假式旅行，主打时间自由和身心放松，但妈妈觉得，出来旅行要充分利用时间，标志性景点得去，当地特色菜也要现场品尝。“她不喜欢我平时睡觉到中午、在酒店点外卖、深夜吃夜宵，喜欢早睡早起健康旅行。”因为这个原因，程柳和父母一直没能顺利成行。
出门旅行，爸妈更加“放飞自我”
一起旅行后，高安馨好像对父母有了新的认识。她最初提议一起去桂林旅游时，父母都表示“不想去”，因为旅游“又累又贵”，是“花钱买罪受”。直到飞机降落，高安馨才发现老两口其实也跟自己一样“爱逛爱玩”，甚至有些“失控”包養。她原本做好了攻略，在哪里吃东西，去哪里购物，去哪里参观……然而父母却像是放飞了自我，完全不顾她“精打细算”的安排，他们觉得饿了就随心所欲在景点里找一家饭馆吃饭，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看见土特产店，进门就买，不考虑性价比；她这边正在叫网约车，父亲却已经跟“黑车”司机谈好了价格……结果当然是频频“踩雷”，就这样，自己在父母的带领下变成了傻乎乎的游客，用心做的攻略全然没能派上用场，高安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老两口的“放飞自我”毕竟有限，当旅行团里加入了家里的其他长辈，才是真正的考验。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赵思扬带着父母、舅舅、舅妈、表妹一大家子人一起去西安游玩。赵思扬充当起了“领队”的角色，他在征求每个家庭成员的意见后，做好了攻略，订好了酒店和机票，安排好了旅途中大小事宜，所以整个旅途可以说是“其乐融融”，然而即便如此，一些小摩擦还是难免。
赵思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让他感到为难的是，父亲平日喜欢吃炒菜，吃饭时还喜欢喝两口小酒，他并不想因为旅行而打破常规，再加上两家人难得一起出游，所以父亲兴致格外好，每顿饭都让赵思扬安排能吃炒菜的餐馆，好跟舅舅“多喝几杯”。某次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赵思扬没能如父亲的意，两人闹了点别扭，第二天赵思扬心里不忍，又格外安排了“赔罪席”。赵思扬告诉记者，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父亲对“吃炒菜”和“喝几杯”如此“任性”，不仅是出于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是基于想要好好招待亲戚的心情，“虽然我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不想让他喝酒，但同时也不想扫了他的兴。”赵思扬说。
化解矛盾，要想清楚“为什么和父母去旅行”
尽管和父母在旅行中矛盾颇多，但当高安馨看到父母兴高采烈地一边拍视频一边发朋友圈的样子，又觉得这些好像也不重要。“他们能跟我一起出来玩，我已很开心了。”高安馨对记者说。
“其实看到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在一起，我也觉得很开心。我以后还是非常愿意带他们一起出门旅行的。”赵思扬说。
丁伟也觉得，矛盾都是小插曲，并不会影响最终的心情。“带爸妈出去，我还挺开心的，他们也开心，觉得和我一起打卡了不同的城市。”
在丁伟看来，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和父母出去玩，是因为父母与孩子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着天然的差异。“许多孩子从大学甚至更早就不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父母的生活方式停留在他们那一代的样子，而子女理解世界的方式和渠道在不断更新，自然容包養網易产生矛盾。”丁伟说。
如何减少这种矛盾？丁伟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想清楚：为什么带父母出去玩。
包養網比較“你是为了陪伴父母尽孝、带他们看世界？还是想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旅游搭子？”丁伟觉得，如果是为了陪伴父母，那么年轻人不能仅仅用自己认为的“好”作为衡量尺度，也要看到父母的习惯和偏好，更不能觉得“我是为你们好才带你们出来，你们要按照我的来”。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父母能够接受的方式。
如果希望和父母成为“旅游搭子”，则要注意和父母生活理包養念的差异。“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和父母就存在理念和习惯的不同，只不过旅行场景把这种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丁伟觉得，如果差异带来的不快乐已经超过了旅行本身的快乐，那么也没有必要继续一起旅行，各玩各的就好。“哪怕是同龄朋友，一起旅游都可能不开心。和父母一起出游，彼此开心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采访对象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记者 夏瑾
随着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成功举办，各地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
“近年来，身边的冰雪场地设施越来越多，更多人走上冰场、雪场。当年申办北京冬奥会时的畅包養網排名想，如今都变成了现实。”全国政协委员、我国首枚冬奥金牌获得者杨扬说，“要做好‘冰雪+’大文章，推动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强调“加快建包養網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把体育融入14亿多人民的美好生活中，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
从浙江杭州亚运公共体育场馆假期不打烊，到天津积极培养基层和乡村社会体育指导员；从新疆阿勒泰风光旖旎的滑雪场，到福建福州充满科技感的空中森林步道，体育强国建设让人们体会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随着全民健身向项目化、竞赛化、户外化、生活化方向发展，要推动城乡健身设施从‘有’向‘优’转变，让群众关心的‘健身去哪儿’问题，有更加清晰、多元的答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鲍明晓说。
鲍明晓委员在调研中发现，技术赋能是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抓手。一些城市推出了专门的“健身地图”，群众可以通过手机应用查询周边健身场馆的分布位置，实现一站式预订、支付、导航等功能，大大方便了健身需求。
截至2023年末，全国体育场地总数459.3万个，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高架桥下建起运动公园，废旧厂房变成体育园区，“15分钟健身圈”遍布城乡，“村BA”打响知名度，全民健身的氛围日益浓厚。
包養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让孩子们跑起来”“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牢牢印刻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孩子们的心中。
新学期一开始，山东菏泽单县一中的排球训练场上，击球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近些年，单县一中将排球课作为增强学生体质、推进体教融合的抓手，排球成为学生争相参与的体育运动。
全国人大代表、单县一中排球队主教练樊董伟说：“健身是一种习惯，学校要完善评价体系，加强督促落实，让体育锻炼成为孩子学习成长的‘标配’。”
体育是健康包養網生活的重要内容，健康是伴随一生的宝贵财富。代表委员们表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进一包養行情步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