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职业教育论坛展区。
人民网供图
近日，以“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加快建设现代化职业教育强国”为主题的2023职业教育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主办。来自全国百余所职业院校的嘉宾围绕“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推进职教高质量发展”“强化多跨协同 高质量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营造良好氛围 加快构建大思政育人新格局”等话题展开研讨与交流。论坛上，人民网发布《2022—2023学年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情况报告》，启动职业院校互联网“大思政课”共建机制，成立“全国融媒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编 者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朱爱胜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要坚守“大思政课”课程属性，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丰富内容和形式、扩展育人主体和空间、整合育人资源和力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实现“小课堂”与“大时代”同频共振。
针对当前“大思政课”建设存在的问题，需加强“1+4+N”“大思政课”圈层体系建设。“1”即建强内圈层：思政必修课，紧扣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丰富教学内容，探索“问题—研讨—展示—引导—体验”教学法，提升教学质量；“4”即建优中圈支撑层：思政选修课、思政专题大课、思政实践课、思政VR体验课，构建特色课程群，拓展实践基地，增强数字化赋能；“N”即建好外圈辐射层：课程思政、网络思政、日常思政、环境思政以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等，形成开门办思政课的良好局面。
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
工人日报社副总编辑 赵巧萍
我国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成为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及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年6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正式实施。与此同时，各种产教融合的新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中，这将统筹解决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推动产业需求更好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观察众多大国工匠的成长轨迹，很多人起步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技能人才的摇篮，也是“大国工匠”的摇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主办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举办4次，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已连续举办两届，各省份和各行业也已开始定期评选工匠中的优秀人物。各项评选及表彰活动必将潜移默化地对技能人才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文梅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在“产”“管”“导”上下功夫。
“产”出职教改革新动力。要紧扣地区产业链布局专业链，推动职业教育特色化办学、标准化培养、品牌化运作，让职教改革与产业发展同向同行。以呼和浩特市为例，依托“六大产业集群”建设，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增长了12.4%，仅新能源运维领域就创造了约4000个岗位。
“管”出校企合作新模式。政府要严格落实“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同时争取将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纳入“1+X”证书考核评价体系，负起教学培训、考核评价之责，培养真正满足企业需求的“大国工匠”。
“导”出职业教育新共识。要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实施为契机，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宣传解读，挖掘基层技术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推动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
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 张先庚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区域产业发展、现代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要持续做好产教城深度融合。建立市校共建机制，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校行企”一体化模式，加强统筹管理与规划。综合考量人口、产业、教育状况，加快职教资源、城市布局、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统筹管理与规划，强化高效管理保障。制定相关政策、明确职责分工、完善考核体系，搭建产教融合智慧化管理平台，落实人财物保障。发挥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四方合力与优势，优化政策机制，建立多元协同、共建共管的治理、考评与保障体系。
近年来，四川护理职业学院聚焦“一老一小”特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新生态；主动融入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创新校企共建合作模式和多元育人机制，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现代护理职业教育联盟等快速发展。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曹 红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出：“支持内蒙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建包養網设。”作为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我们有责任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推进内蒙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展现新作为。
一是坚持职业教育定位，面向区域产业和中高职教育发展需要，紧扣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产业结构发展布局，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社会服务，开展国际合作办学，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形成学院办学特色。二是建设现代产业发展需要的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专业，培养适应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三是围绕区域和产业一线需求开展科学包養網心得研究、技术服务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举办继续教育、开放教育，开展企业职工及社会人员技能培训。
激发职业教育新动能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苏海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科教融汇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科教融汇必须找准“科”与“教”的契合点。在办学格局上，坚持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并重；包養在教学改革上，坚持科研与教学互动；在生态构建上，坚持平台与机制一体。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小城市、大职教”理念，完善“构建一个模式、打造四类平台、促进三个转化、创新五个机制”的发展体系。学校探索实施“三对接、四融入、五位一体”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发展模式。聚集优质资源，构建起国家、省、市、校四级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体系。发挥科研反哺教学的作用，实施“三个转化”。通过创新科研和社会服务管理、评价、激励、成果转化、反哺教学“五个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开展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培养学生求新善学的优秀品质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院长 宋 磊
职业教育是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环节，与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共长，关系到科技创新、技术包養網发明等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变革，对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不断提出新要求。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是产业和市场认可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在遵循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与产业同频共振、深度融合。学院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既让学生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储备，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又兼顾对新工具、新技术、新工艺的训练，培养学生求新善学的优秀品质。学院在元宇宙、虚拟数字人等新领域不断探索创新，以现代科技“活化”传统技艺，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加强人才的职业能力培养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梁 裕
质量是衡量职业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能力是联系校企的重要纽带。职业院校作为专业人才的供给侧和输出方，必须要考虑人才需求侧的用人需求，警惕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将职业能力培养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以“小切口、定位精准、精耕细作、改革创新”为思路，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开发人工智能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数字供应链产业等专业课程体系，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过程，提升关键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聚焦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加强技术、人才、项目等关键要素保障，以技术革新为突破口，推动科技创新资源从“聚合”到“聚变”。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重庆开放大学（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郭 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高职院校要着力探索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提升职业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度。
学校充分发挥重庆开放大学和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体运行”优势，坚持“办百姓身边的大学”。学校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主线，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推进职业教育与开放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形成“一体多元三融合”办学模式，服务终身职业发展。学校作为“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主动进企业、进社区，将各类学习成果贯通起来，用数字化为教育注入新价值。
注重育德与育才相统一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向家文
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职业教育对此要牢牢把握。有些高职学生表现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对实践项目热情高，但理论基础有待加强、学习自主性有待提升等特点。因此，学校各项工作都应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注重育德与育才相统一，打造思政工作的有效载体和途径。
结合办学特色和学生实际，学校提出“高职特点、时代特征、水利特性、长江特质、学校特色”的思政育人模式，开设“故事长江”思政选修课，建设思政理论课仿真教学体验中心；围绕“唱好‘长江之歌’”等主题组织思政、语文、艺术教师同上一堂课。学校以学生快乐成长、健康成人、顺利成才为目标，真情关心学生，真心帮助学生，让学生感受到关怀和呵护，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
培养德技兼修的工匠型人才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陈泉淼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职业教育作出了新部署，坚定了职业院校继续探索产教融合的信心。高职院校要着力打造“工匠摇篮”，努力培养德技兼修的工匠型人才。
要构建基于工匠精神培养的工作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发挥好学校与企业育人“双主体”作用。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打造教学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等3类团队，推进高水平“工匠之师”队伍建设，已培育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省部级以上人才40余人；通过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工匠型人才培养新路径，培养了大批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的优秀毕业生；通过探索发展多元校企合作模式，已吸引120余名企业能工巧匠常驻学校进行教学实训，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达到98%以上。
培养新时代卓越技术技能人才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龚小勇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密切相连。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要聚焦社会的发展变化、技术的更新迭代、产业的转型升级，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教学模式、层次体系等方面，持续探索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高技能人才是高职院校的重大任务。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实施“卓越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计划”，为学生开出个性化成长清单。构建通专融合的“2平台+3模块”专业群课程体系，形成专业可选、课程可选、进度可选、增量学习“三选一增”个性化课程教学实施机制，培育了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全国技术能手等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聂洪臣
农业职业院校要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好的人才与智力支撑，探索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载体和模式，实现校地“同频共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要跳出“学院”办农职，创新校企政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机制。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融合各界资源，建立了“人才共育、资源共享、过程共管、成果共用、多方共赢”产学研合作机制，创新“农学结合、育训并重”人才培养模式。学校重点建设五大专业群，培养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精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深入推动科教融汇。学校与多家单位合作，联手打造了3个农业类国家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4个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4个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校企合作助推职业教育发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金杨华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做到资源共享、共育人才，是职业教育理念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时代发展需求。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围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开展了探索和实践。2008年起学校组建订单人才培养的银领学院，以订单培养为载体，构建校企育人平台。近年来，学校紧密对接现代金融、数字国际贸易等产业链，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牵头成立全国普惠金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探索构建产教融合促发展新生态。
学校实施“五金育才强基工程”，建设普惠金融、智能财务等10余个产业学院，为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助力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贡献力量。
【编者按】普通人的命运变迁，往往是大时代里最为生动的注脚。
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十年来，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改变发生在湘西大山深处的每个角落。
有的人搬出深山，在新的聚居点经营着美好生活；有的人告别过去，靠双手创造崭新的人生；有的人立志改变命运，在前行的路上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有的人在被温暖后，选择成为“撑伞人”去温暖他人……
这片土地上洋溢着的奋斗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的征程上，人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继续书写美好生活新篇章。
金秋，我们走进大山深处的湘西，记录他们普通又不平凡的故事。
本报记者刘芳洲 张格 陈思汗
不再怕赶集的她
从凤凰县城向西，海拔逐渐升高。弯弯曲曲的山路豁然开朗，群山环绕中，坐落着湖南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安置区——禾库镇红安社区。
2018年，4700多名贫困群众从4个乡镇搬迁至此。黄墙青瓦、飞檐斗拱，近800座苗族风格建筑组成的“千户苗寨”，体现着浓浓的民族风情。
每逢农历“一”和“六”，是苗族乡亲们赶集的日子，全镇居民的吃穿用度都离不开热闹的集市。初六这天，记者来到集上，想找一位名叫吴红燕的搬迁居民，听闻她应该在集上摆摊卖苗服。可一番寻找后，仍然没有找到她，于是记者拨通了她的电话。
“我很久都没有去集上摆摊啦！”电话那头的吴红燕说，“到家里来吧，我在家做衣服。”
吴红燕的家是一栋12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一台电动缝纫机、几张布料与苗绣纹样，是她赚钱养家的物件。“自从搬到这边，经常会有客人上门定制苗服。”吴红燕说，“做回头客的生意都有点做不过来，几乎再也不去赶集摆摊了。”
赶集，曾是吴红燕“沉重”的记忆。2018年搬迁前，她住在禾库镇芭科村最远、最高的位置，离镇上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每次赶集，她都要提前很久出发，到一个固定的摊位给人量尺寸、定样式，回家做完衣服，下一次赶集再带给客人。
“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每次赶集我都是背篓里背一个，怀里再抱一个，买一点菜都带不回去，只能找认识的人帮忙。”吴红燕说。
这份沉重不仅是生活压在肩头的重担，更是一种独自承担困难的无力感。父母年迈，丈夫在外务工，吴红燕只能白天照顾家人，晚上熬夜做衣服。原本胆子很小的她，经常在雷雨交加的夜里打着手电筒去山下接孩子，“一边走路一边喊孩子的名字”；也曾在父亲半夜发烧的时候跑去村卫生院拿药，凌晨两三点在漆黑的山路上奔走。
2016年7月，禾库搬迁安置区开始修建，吴红燕一家分到了安置区的房子，于2018年举家搬迁。
为了让搬迁群众住得下、稳得住，当地政府采取了“四条腿走路”的模式，通过积极组织劳务输出、鼓励在家创业、盘活闲置土地、引进外来企业等方式，让每户都有稳定的收入。
吴红燕也到家门口的服装厂上了三个月的班，学习使用电动缝纫机。使用熟练之后，她购买了一台机器在家做衣服，“在家工作更方便带孩子，时间也更宽松一些。”
告别了遥远崎岖的山路，吴红燕不再怕赶集；而集中居住，让顾客可以随时上门，无需赶集，吴红燕也有源源不断的订单。
现在，吴红燕的大儿子在高中住校，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在附近的小学上学。吴红燕白天做衣服，一个月也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晚上她还会去社区的广场上跳跳舞，“这在以前根本想不到”。
“社区内成立了苗鼓队、唢呐队、苗歌队、广场舞队、苗妹银饰盛装队，日常活动非常丰富。”红安社区党支部书记石咏介绍，文化活动让搬迁群众更好地相处，还化解了很多邻里之间的矛盾。
“十三五”期间，湘西州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成集中安置点147个，安置住房2.05万套，1.97万户实现跨越式脱贫发展，8.18万名群众告别山区分散居住的苦日子。
这其中，每一个家庭的背后，也许都有一段关于贫困的记忆，但每一户的新房中，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由“懒汉”变“名人”的他
今年10月，来自老挝的电视媒体来到十八洞村拍摄节目，村民龙先兰邀请他们参观自己的养蜂基地，并分享了他发展养蜂实现脱贫的故事。
“我完全换了一个人。”龙先兰说，“有了家，有新房子、小轿车，夏天冬天都有事做，什么都有了。”
作为村里的“名人”，龙先兰原先是以又穷又懒而出名。
“他那时候天天喝酒，喝到哪里就醉在哪里，醉在哪里就睡在哪里，别人都叫他‘马路天使’。”龙先兰的爱人吴满金调侃道。
那是一段自我封闭与自我伤害的时光。
因为忍受不了整日酗酒的丈夫，龙先兰的母亲离开了家，一年后，父亲又因病去世，留下龙先兰和妹妹。龙先兰把妹妹托给亲戚照看，独自进城打工。又一年后，妹妹被山洪冲走，溺水而亡。龙先兰成了“孤儿”。
在同龄人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整日喝大酒、麻痹自己，用他的话说，“不想清醒，一醒就烦”。2013年年底，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十八洞村第一任扶贫队长龙秀林与龙先兰结对，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弟对待，一对一帮扶。
2014年，有个外地姑娘嫁进十八洞村，说起自己有个表妹也愿意嫁过来。龙秀林想着介绍给龙先兰试试看，对方托媒人一打听，不光嫌弃他喝酒的陋习，还说他没有父母。龙秀林急了。“谁说他没有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我就是他的大哥！”
那年春节，龙秀林把“弟弟”接到家里，吃了个热热闹闹的年夜饭，临走时，龙秀林的母亲给他装了几十斤腊肠腊肉，还硬要塞给龙先兰1000块的红包。这个早已没了家的小伙子落泪了。他给龙秀林的母亲郑重地磕了个头，喊了一声多年没有喊过的“娘”。
沉睡在龙先兰内心深处的志气开始苏醒，他下决心一定要做点什么，做出样子来。
在一次外出学习时，龙秀林结识了一位养蜂的老师傅，他想着十八洞村地形、气候都合适，过去也没有养蜂养成规模的人，可以让龙先兰试试。于是帮他申请了扶贫小额贷款，跟老师傅学养蜂。
龙先兰肯吃苦，终于通过养蜂挣到了第一桶金——5000块钱。他逐步扩大规模，还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几个村民一起干。慢慢地，蜂越养越多，蜜越产越多，合作社也建了起来，覆盖了80多户村民，大家一起养了1000多箱蜜蜂。他还以合作社的名义注册了公司，线上线下销售，蜂蜜供不应求。
2015年底，扶贫队组织了十八洞村第一场相亲大会。邻村的吴满金来参加时，遇到了不爱说话的龙先兰。
“那时候我很自卑。大家一起参观，我都是走在队伍最后面，她也走在了后面，我们就说上了话。”龙先兰还记得，在才艺展示的环节，别人都唱苗歌、跳舞、讲笑话逗女孩开心，只有他不知如何是好，干脆上台做了18个俯卧撑。
吴满金在台上与龙先兰牵手成功。一年后，他们举办了婚礼，2020年，夫妻二人迎来了女儿的出生。
大哥龙秀林给孩子起名龙思恩，这是一个起到了龙先兰心坎上的名字。
如今，3岁的小思恩已经上了幼儿园，吴满金被入驻十八洞村的苗绣合作社聘为店长，制作和销售店里的各类苗绣产品。
龙先兰有了更多“折腾”事业的动力。如今，他在养蜂的山谷里开辟了一个露营与烧烤基地，还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通过直播销售蜂蜜。
“希望我的经历，能给世界另一些角落的人一包養網份鼓舞。”龙先兰面对老挝电视媒体的镜头说：“即使我们语言不通，但如果你能看见我，请你相信，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
成为“撑伞人”的她
湘西州龙山县，湖南西北边陲。位于武陵山腹地的咱果乡，土家语意为“美丽的大森林”。
23岁的谢小庆在咱果乡九年制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同时也是这所学校的女性副校长。作为全县最年轻的女性副校长，她除了日常教学，还兼顾着学校心理辅导教育、防性侵教育等多项工作。
因为经历过风雨，也因为曾被保护在伞下，这名“00后”女孩选择回到家乡，做“撑伞”的人。
谢小庆来自龙山县农车镇花桥村，由于家境贫困，在义务教育阶段，谢小庆姐弟三人的学费全靠县里的社会资助与校园资助。谢小庆考入高中后，母亲患病，作为大姐的她一度产生了辍学打工的想法。
然而，打工的想法刚刚被父亲劝包養網阻，母亲的离世就给了她沉重一击。“那时候每天都在哭，成绩也下滑得特别严重。”
在那个青春期的“至暗时刻”，谢小庆的班主任成了照亮她的一盏明灯。“他几乎每周都会找我谈心，安慰和鼓励我，也会找寝室长沟通，让同学们多关心我。”谢小庆说，老师们的细心与负责，让她重拾读书考学的信念。
控辍保学，在湘西州的大山深处，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目标。
在开展控辍保学的过程中，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湘西州不断落实落细各学段的资助政策。从2016年起，在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基础上，湘西州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免除学前保教费和高中学费，各学段贫困学生教育生活补助均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2018年，谢小庆考入一所师范类院校，就读英语教育专业。“我想当一个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对学生负责的老师。”毕业后，她参加了湖南省特岗教师统招考试，回到家乡龙山，正式成为一名老师。
谢小庆每周都会到有厌学倾向的学生家中走访，把学生从经常旷课的状态扭转为主动学习的状态；也会充分挖掘学生的体育潜力，并上门做通家长的工作，把孩子送到湘西州体校学习；还会不厌其烦地给有智力障碍的学生讲解生理知识，照顾其生活……
去年9月，谢小庆被选拔为学校的女性副校长，这是龙山县为保护和关爱未成年女生特设的制度。“全县每个基层学校都有一名女性副校长，基层公办幼儿园则有女性副园长。”龙山县教体局总督学熊军说，每个假期，都会由女性副校长牵头，对包養所有女学生进行一次走访摸底，对重点学生结对帮扶。
“从在县里读书到回来从教，能感受到全县上下对教育越来越重视。”谢小庆说，“从重视学科发展到重视整个成长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
“年轻人在学校里越来越多，乡村学校越来越有活力。”咱果乡九年制学校校长朱鹏介绍，学校的49名在编教师中，“90后”“00后”共36人，占了全体教师的三分之二。
翻开教师的花名册，年轻的教师都是公费师范生与特岗教师。这些曾经走出了大山的年轻人，转身返乡，成为更多孩子的“撑伞人”。
放弃“铁饭碗”的她
在古丈县，茶，被老百姓称为“生命之源”。小孩出生后不久，古丈的母亲们便会用茶水轻轻擦拭孩子的眼睛，茶文化是当地人极为重要的情感寄托。
土生土长的“85后”古丈姑娘龙玲芝对茶的记忆，从幼年就开始了——她的家乡默戎镇牛角山村，有着悠久的高山茶种植历史。
“我爷爷曾是村里茶叶生产队的队长，童年看大家采茶、炒茶、卖茶的记忆还历历在目。茶叶宛如陪伴我成长的一位老友。”龙玲芝说。
虽然懂茶、爱茶，但曾经的龙玲芝并未想过以此为生，她像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渴望走出大山，追寻更好的生活。
2009年，一场意外大火肆虐牛角山村。一夜之间，30多栋木房化为灰烬，这让原本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那年，龙玲芝刚刚大学毕业，她永远忘不了乡亲们跪在断瓦残垣前号啕大哭的模样。
势在必行的重建，燃起了大家的脱贫决心和奋斗热情——村里决定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并利用处于张家界至凤凰这条黄金旅游线路中间的位置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然而，古老、贫穷的苗寨想阔步向前，似乎有心无力。
一次，龙玲芝返乡探亲，发现大家忧心忡忡，原来是村民们不知道如何制作电子报价表。“如果村里有年轻人，这些小困扰都不是问题。”龙玲芝觉得，村里亟需青春血液的注入，便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2012年，已经在外地当上老师的龙玲芝辞去人们口中的“铁饭碗”，回到大山带领村民们种植茶苗。起初，龙玲芝发现大家对发展茶叶产业并无太大信心：很多人碍于情面领取了免费发放的茶苗，转身却又偷偷丢在山沟里。人们议论纷纷：“以前种的茶根本卖不出去，还不如种些能饱肚的。”
“如果茶叶卖不出去，就仅仅是一片叶子。”龙玲芝说，她开始一方面四处向专家请教，希望通过改良技艺提升茶叶品质，另一方面则不停参加展会、拜访客户“跑市场”。
不久后，一批茶树进入初采期，龙玲芝打通了销售渠道，并且卖出了不错的价格——原先种地每亩七八百元的收入，种茶后能提升至约三千元。
看着率先种植茶叶的村民尝到甜头，更多村民也决定加入——一些人自己开辟茶园种茶，一些人则通过帮忙采茶获得收入。牛角山村的茶园从十年前零零散散的千余亩，逐步扩大至如今的超2万亩，品种也从绿茶扩充至红茶、白茶、黑茶等更多种类。
一年又一年的光阴里，茶花含苞绽放，村里日渐起步的苗寨旅游，更为茶叶销售“添了把火”。“我们将茶叶种植、采摘、加工与文旅融合在一起，游客来旅游的同时，可以参与采摘、体验制茶、学习茶文化和苗族文化。”龙玲芝说，牛角山的茶产业与旅游发展相辅相成，如今这两大支柱产业年产值双双突破亿元，仅固定岗位就业就有1300余人。
“我们跟着玲芝干，不仅收入高了，精气神也完全不一样了！”村民龙刘芳说，如今她在村里做旅游接待和茶叶销售，家里人还种茶、开民宿、卖农特产，一家人每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以前在外面打工时，总因为自己来自乡下而觉得自卑。现在，我在村里穿着苗服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充满了自信！”
深秋，茶园进入管护时节。通往高山茶园的小道上，停放了不少车辆。龙玲芝介绍，这些都是村民自己的小车，她感慨：“从一无所有，到开着车子上山采‘金叶子’，我们的日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目前，古丈县茶园总面积达20.5万亩，人均突破1.4亩，绘就出一幅多彩的茶乡画卷。
回乡村“守艺”的他
越过山岗，走过石桥，古丈县红石林镇茄通村深处，潺潺水声中，一处悠然隐逸的小院映入眼帘——阳光下，古朴的木屋静静矗立，彭南科坐在小木凳上认真检查活字印刷字模，一对慵懒的猫狗惬意地趴在他脚边。
大山里，这位47岁的湘西土家族汉子用镜头记录下把粽叶编成蓑衣，取石打凿制为磨盘，以古法造纸、制香、酿醋等过程。淡然恬静的画面中，充满历史厚重感的一件件老物件和一门门老技艺，在他的巧手下得以复刻还原。
当过老师、记者，开过农产品公司，自小被父母寄予“甩掉犁耙、走出大山”厚望的彭南科再次回到乡野，通过当下最流行的视频为媒介，寻找和守护逐渐消失的手艺。
除了擦不掉的那抹乡愁，彭南科心怀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的渴望，和一份守住文化根基的使命感。
2022年6月，彭南科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视频展示农耕技艺和非遗文化。很快，一条手工制作蓑衣的视频迅速走红。这条点赞量破100万的视频中，彭南科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割棕片、理棕丝、搓棕绳、定型缝制等复杂工序。片末，他身着蓑衣在大雨中劳作，再现古人“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田园牧歌式浪漫。
有网友评价：“无声的手作，是我们中国最精美的‘奢侈品’。”在彭南科看来，他的视频之所以能收获众多好评，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与当下受众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相契合。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许多民间传统技艺在岁月长河中几近消失，一些手艺只剩七八十岁的老人掌握，且无人继承。”彭南科说，把濒临失传的手艺“抢包養網心得救”回来，成了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他不断琢磨、研究，通过拜访老手艺人、翻阅典籍文献，对各类古法技艺进行梳理，再尝试“复刻”。
一条不到十分钟的视频背后，是短则一周、长则一年的制作周期。有些是需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有些则是因过程反复失败需不断推翻重来。
难吗？“难，恰恰是古法的魅力。”彭南科说。为了赶周期，彭南科常常拍摄到深夜，每天只留五六个小时睡眠时间，身上也总是旧伤没好就有了新伤。“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彭南科说，作为内容创作者，他最看重的是知识性，即受众能否通过视频增进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复刻还原，让我们更鲜活地看到来时的路。”彭南科说，视频以一种更生动的语言，不仅让彭南科被看见，更让湘西、中国乡村和传统文化被看见。
古丈，是一个人口不到15万的小县。然而，这里却有超过35个成一定规模的自媒体博主，其中3个账号粉丝量突破百万。小县何以吸引累计超千万粉丝的关注？彭南科说，优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各界对乡村发展的支持，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除了拍视频，彭南科还想在三产融合下功夫。在他的规划图景里，要“以点带面，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未来要种更多油菜、水稻，养更多稻花鱼、家禽，举办各种各样的农耕文化节……“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人才是支持。希望越来越美好的乡村，能吸引更多人来寻觅生活的灵感。”彭南科说。
【记者手记】五个“他”的故事，平凡而又真切。
在湘西采访，记者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现在的生活很幸福，日子越来越好了。”包養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生活中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变化，更是内心充盈的希望。
在湘西的大山深处，“他”们的故事仍在延续。走出了“千年贫困”、驱散头顶的阴霾，在由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路上，无数和“他”一样的普通人，心怀着“明天会更好”的信心，将梦想根植乡土，期盼收获幸福的果实。
1月12日，在重庆兴隆场编组站，母思琪通过上下扶梯准备登上灯桥开展检修作业。
地处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兴隆场编组站，是西南地区包養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作为重庆铁路包養網枢纽的“心脏”，这里承担了中欧国际班列的列车解体、编组任务。
“00后”女孩何雪和母思琪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供电段兴隆场电力工区的两名电力线路工。每个夜晚，她们和工友背负数公斤重的工具材料，从地面沿着近70度的爬梯攀上22米高的电塔和17米高的灯桥，对这里的5000余盏包養行情灯进行巡检维修，确保编组站场的照明安全。
这群守护中欧班列的年轻“女飞人”，用他们的坚守将光照亮编组站场内的每一寸钢轨，守包養網护着每一趟从这里驶出的中欧班列。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随着中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不少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士，见证了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
“中国乡村惬意的生活让人向往”
“和煦的阳光下，儿童在田间小路上奔跑，老人悠闲地晒着太阳，中国乡村惬意的生活让人向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越南留学生校友会秘书长曾嘉怡经常在短视频平台上观看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视频，“有的展示美丽山水，有的教我种菜做饭，都很有意思”。
曾嘉怡2011年到中国留学。留学期间，她在广东省清远市了解过蔬菜种植技术，在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参加过丰收节活动。“丰收节的庆祝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仅体验到瑶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更感受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她说。
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参加社会实践时，曾嘉怡看到当地驻村工作队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山水田”资源，把产业扶贫作为贫困户增收的主要措施之一，想方设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为农产品开拓更多销售渠道，切实提高了当地村民收入。“如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乡村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成绩。”曾嘉怡说。
大学毕业后，曾嘉怡一直从事品牌营销工作，经常往返于越南和中国。她注意到，近年来，越南优质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常见，产自中国的水果也受到越南市场的欢迎。中国海关数包養網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中国与越南农产品贸易额为789.3亿元人民币。曾嘉怡说：“越南与中国都面临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依托越中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越中农业合作正在造福两国更多民众。”
“农民运用农业机械和技术的意识普遍提高”
从中国高校博士毕业后，巴基斯坦留学生海德和纳伊姆选择留在中国，到云南省曲靖师范学院工作。他们都把蜜蜂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天空湛蓝，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升官屯村白墙青瓦，春意盎然。午后是蜜蜂活跃的时段，海德和纳伊姆在中方合作伙伴陪同下，沿着窄窄的田埂去查看蜂箱的情况。
这些年，海德和纳伊姆既是包養網比較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去年，海德所在的团队找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家草莓种植户，开展熊蜂传粉试验。不到半年时间，草莓产量增加超过14%，畸形果的数量大幅下降，味道也更好了。
“看着都是蜂，可也有区别。”海德打开蜂箱说，“这里养殖的都是中华蜜蜂，采蜜能力强，但传粉存在劣势，如果想提高周边作物的产量，可以再养几箱熊蜂。”
纳伊姆补充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设施农业，熊蜂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对于温室大棚来说，熊蜂比中华蜜蜂更有优势。目前的研究显示，熊蜂身上浓密的绒毛提高了传粉效包養網率，应用前景广阔。”海德告诉记者，使用熊蜂也有助于“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因为熊蜂对农药非常敏感，要借助熊蜂授粉，必须科学使用农药。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投资持续增长，设施农业占比持续增加，从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到草莓、蓝莓等浆果，越来越多企业需要蜜蜂帮助授粉。因为研究需要，海德去过不少地方。“我观察到，农民运用农业机械和技术的意识普遍提高。”海德说。
这些年，升官屯村建起了砖混结构房，村里的硬化路延伸到每家每户，还有人开起了咖啡馆，做起小生意。每到节假日，村里游客络绎不绝。漫步在升官屯村，海德感叹，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大量投入，自己的研究才能顺利开展。
据了解，曲靖师范学院和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已经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中国的不少研究成果分享到了巴基斯坦，双方近期还在对接联合研究项目。”海德说，“知识没有国界，中国的研究成果也在促进巴基斯坦农业的发展。”
“旅游和生态保护给中国乡村带来巨大变化”
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在江西婺源旅游时，英国人爱德华被思口镇思溪延村这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村落吸引。“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婺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独特的徽派建筑，到处都有古朴典雅的气息。”爱德华说。
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给婺源旅游业注入了鲜活力量，也避免了古建筑因年久空置而荒废残损，有效保护了婺源传统文化。2015年，在思溪延村，爱德华与女友廖敏欣将一座几近废弃的徽派古宅，改造成了融合中英风格的民宿，并命名为“天净沙”。2017年春天，古宅修复工程竣工，爱德华和廖敏欣在国内外亲朋好友和当地村民的见证下，以婺源传统婚俗举办了中式婚礼。“天净沙”的客人多为外国人，爱德华热情地为每一位来访者介绍婺源的传统文化，带他们游览当地古村落，逛传统市集，体验板龙灯等非遗民俗。“天净沙”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一个小窗口。
随着交流越来越多，一个新想法在爱德华心里萌芽。在思溪延村不远处的前坦村，清澈的河水绕过村庄，岸上的茶园整齐翠绿，不远处的山坡上草木郁郁葱葱。每次经过这里，爱德华总有一种回到英国农村的感觉。“我想在这里打造一个英中文化交流基地，这个想法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爱德华说，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从选址到设计，爱德华充分利用自然山水格局，巧妙地将中国乡村美景与异国度假风情有机结合。2021年4月，他和婺源当地工匠一起打造的英式民宿“维多利亚庄园”正式营业。来自英国的沙利文和马克夫妇在庄园里开设了油画工作室，婺源当地农民开办传统农耕文化展览。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吃到比萨，也可以品尝到烤鸭和麻辣烫。
爱德华见证了思口镇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乡镇，成长为热门乡村旅游度假胜地的历程。近年来，婺源县深入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新推出面向全球招募古建筑“保护人”、森林赎买（置换）以及茶叶价格指数保险等特色举措，以“公司+景区+农户”的模式，为当地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田间地头的丰收和当地农民的笑容，让我深切感受到旅游和生态保护给中国乡村带来巨大变化。”爱德华说，他曾经憧憬的生活——春天在茶园里烤面包，夏天在河上泛舟弹吉他，秋天在田野里采摘，冬天在壁炉旁取暖，在中国乡村成为现实。在他看来，“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新相互交织，正因如此，中国乡村充满活力，不断绽包養網放魅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连日来，来自能源领域的代表委员就氢能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呼吁加强政策和产业统筹，推动氢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氢能产业被视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战略要求的产业。”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委员表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规划产业发展方向。但氢能产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需将行业卡点、堵点逐步解决，才能加速氢能在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目前，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姚锦龙委员介绍说：“截至2023年底，国内共建成加氢站428座，位居全球首位。但加氢站的数量和分布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此外，氢能作为一种能源产品，在发电、储能、工业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仍有待创新。”
姚锦龙委员建议，加强政策和产业统筹，推动氢能融入国家能源体系，加快完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构建面向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全国一盘棋的氢能供应网络。包養同时，拓宽氢能应用场景，持续推动能源、电力、化工、钢铁、船舶等领域氢气制备和应用重点项目建设。
在氢能产业中，绿氢（通过可再生能源制造的氢气）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近年来，随包養網着“双碳”政策的推进以及绿氢制取技术的突破，绿氢产能快速增长。
“绿氢产业的发展对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庆生代表表示，相较于灰氢、蓝氢，绿氢具有环保优势，但总体来看，绿氢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生包養網产成本高、市场竞争能力弱、政策补贴不到位、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
张庆生代包養網心得表建议，针对绿氢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和扶持绿氢产业发展，体现绿氢的减碳价值和清洁价值，鼓励发展绿氢产业链。同时，支持绿氢装备的全面国产化包養網研发，出台可再生电力余电上网政策，降低绿氢生产成本，提升绿氢项目的经济价值。
眼下，熬过漫漫寒冬的嫩芽钻出泥土，给大地染上一层新绿，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等野生动物处处可见，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铺展眼前。
“咔嚓”一声，枯枝断裂，细微的响动引起黑颈鹤的警觉，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屏住呼吸，稳住步伐，待黑颈鹤放松警惕，他缓缓举起相机，捕捉下了它们彼此梳理羽毛的珍贵画面。
孙建青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已有17年，他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一点一滴：从2016年起，青海湖水鸟全年统计总量年均增加5万余只，到2022年，总量已达60.6万余只，并有235种鸟类登记在册，其中不乏黑颈鹤、大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仿佛是一块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蓝宝石”，晶莹剔透，极目远眺，水波浩渺，无边无涯。像孙建青一样，还有许多生态守护者潜心呵护着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护鸟——
“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青海湖北岸，鸟岛，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的2条从此经过，这里是水鸟繁育之所，也是孙建青坚守17年的地方。
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前，孙建青是一名军人，虽常年戍守在边疆，但初次登上鸟岛，还是惊讶于这里环境之艰苦：海拔3300米，高寒缺氧，每天任务是巡护监测，饿了啃块馒头，渴了喝口凉水。“抱怨包養網，抵触。”他坦言，直到第一次见到水鸟。
“人与鸟对视，鸟的眼神特别纯净，它们羽毛的颜色，任何颜料都调不出来；它们争巢、求偶、繁衍，无不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孙建青感慨地说，“当兵时，面对茫茫戈壁，心中燃着的是保家卫国的激情，护鸟也是一样，望着湛蓝的青海湖，心中是做好生态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包養網自此，每天清晨和傍晚，在观测光线最好的时刻，孙建青统计鸟类数量，记录其行为习惯，攒了几本厚厚的观测记录。保护区工作步入正轨之时，他和同事们意识到，鸟类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三者息息相关，“要想从根本上守护青海湖水鸟，需要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深入研究水鸟的迁徙路线便是科研项目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有一次，为了给捕捉到的水鸟戴上有定位功能的环志，孙建青不小心踩进沼泽，等同事赶到，淤泥已淹到胸口。拉着同事抛来的绳子，他缓缓地从泥潭中拔出双腿后，第一件事便是让同事去查看水鸟的情况。“时间久了，鸟儿会有应激反应，很容易伤害到它们。”孙建青自责不已。
对待鸟类，孙建青饱含深情。2017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牧民气喘吁吁，激动地说自己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大天鹅。孙建青和同事急忙赶往现场，简单包扎伤口后，不顾淤泥肮脏，轻轻把它抱回了救护站。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大天鹅伤势恢复很快，不到一周就重返蓝天。
“借助持续性的综合研究，我们不仅掌握了青海湖水鸟数量、种类等的变化趋势，还了解了栖息地生境质量等信息，这都为更好保护提供了规范、有效、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撑。”孙建青说。
护鱼——
“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
湟鱼是青海湖的特有鱼种，因全身裸露无鳞又被叫作青海湖裸鲤。
在河水和缓处，青海湖裸鲤积蓄力量，猛地摆动身躯，高高跃出水面，跨上一级台阶，向着河流上游的产卵地进发。每年6月下旬起，在沙柳河、黑马河等汇入青海湖的河流中，总能见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
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生态链中的核心物种，仅分布于青海湖及其湖周河流。过度捕捞加之生态环境破坏，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在2000年左右降到历史低值，仅存不到3000吨。近年来，通过拆除拦河坝、修建洄游阶梯、加强管护等手段，其资源蕴藏量不断提升。
“但在自然状态下，雄鱼精子只能存活20秒左右，自然受精成功率仅有2‰，仅靠自然恢复，难上加难。”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副主任祁洪芳1989年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青海湖裸鲤的繁育工作，她介绍说，“依靠增殖放流，人工向入湖河流中投放裸鲤幼体，能更有效地增加种群数量。”
只见她站在河水中，熟练地挑选发育到性成熟阶段的雄鱼和雌鱼，轻轻挤压腹部收集精子和卵子，包養網排名使之结合为受精卵。经过150个小时的悉心照料，受精卵便可孵化为鱼苗，祁洪芳习惯称之为“水花”。次年6月份，“水花”长成10厘米左右的幼体，便可开展放流工作。
“青海湖裸鲤对水流速度十分敏感，能感知到‘祖先’的河道，布哈河、黑马河等河流中都形成了特殊的品群。”祁洪芳告诉记者，“因此，为了遵循自然规律，从哪里采集的受精卵，孵化成功后就要投回哪里。”
据统计，2002年起，救护中心累计投放人工繁育的青海湖裸鲤2亿多尾，其资源蕴藏量由2002年的2600吨恢复至2022年的11.41万吨，数量大大增加，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祁洪芳率队开展的渔业资源监测工作。2005年的一天，她和同事乘船深入青海湖取样，突如其来的狂风使船撞上礁石搁浅，船舱里进了水，所有人乱作一团，祁洪芳急忙安排大家穿好救生衣，站到甲板上，最终在渔政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
“工作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正如青海湖裸鲤洄游一样，水流再急，也要力争上游，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为建设‘大、美、净、好’的青海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祁洪芳表示。
护水——
“水生态研究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
近年来，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持续，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淹没了大片湖滨草原。这片土地富含的氮、磷等元素逐渐释放，加之水深较浅，阳光直射湖底导致温度升高，就变成了刚毛藻生长的天然“温床”。
“刚毛藻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其一旦死亡漂浮，就会腐败变质，污染水体。”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干部赵邦明说。
针对刚毛藻季节性爆发的情况，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管理局采用“机械+人工”结合的模式打捞，可来年同一片水域，又会长出刚毛藻。“刚毛藻得边治理、边研究，首先就要掌握每平方千米的生物量。”赵邦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拿着60厘米见方的篮子，强忍着恶臭，一点点测算出了准确数值。
紧接着，管理局与专家相互配合，进一步了解了刚毛藻特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气温降低，刚毛藻的生殖细胞会转化为厚壁孢子，次年气温回升后萌芽，因此我们增加了秋季的打捞量，以降低次年的初始生长量。”赵邦明介绍，“此外，刚毛藻需要附着在原生基质上才能生长，我们通过切除水下植物和覆沙的办法，干扰其在原生基质上着生。”
据了解，2018年起，青海省累计投入9500万元治理刚毛藻，在青海湖新生淹没区面积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刚毛藻水华面积持续缩小，取得了显著成效。
刚毛藻打捞完毕，如随意堆积在岸上，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刚毛藻如何资源化利用是一直萦绕在赵邦明心头的难题。在管理局的积极对接下，赵邦明和同事们联系了包養有机肥加工厂，使刚毛藻成了制作新型有机肥的重要原材料，经测试发现，肥效较一般有机肥更好。
为更好保护青海湖水生态环境，管理局和科研机构在青海湖岸及入湖河流设置了86个水样监测点，赵邦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陪同科研人员实地取样。“全走下来得近2000公里，6年间行程超过4.8万余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赵邦明说。
2020年5月，赵邦明一行人前往青海湖西南侧的泉湾水质监测点取样，道路崎岖难行，无奈只能步行，一路狂风大作，吹得人东倒西歪，等回到车上，同行4人中已有3人出现了感冒症状。回到实验室，他们顾不上休息，连夜分析水样，“时间一长，水质会发生变化，等不到天亮。”赵邦明说。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及我国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如今，在“赵邦明们”的呵护下，哈尔盖河、泉吉河、布哈河等8条入湖河流监测水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有专家曾说，水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越长，科研成果越丰富，越能揭示本质规律，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赵邦明说。
护林——
“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面庞黝黑，不时用双手扒开树枝查看生长情况，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株得补点水，明年会窜一大截……那几株栽得有些密了，明年得移一下……”她便是青海省海晏县草原站林业工程师石德荣。
这里是青海湖东北岸的克图沙区，与青海湖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20世纪50年代起，过度放牧加之气候变化，沙区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蔓延。“那时，一张嘴就能咂摸出沙子的味道，沙尘暴一来，风吹得脸蛋疼，能见度还不到50米，一开始到这里参加绿化工作时，心里也犯怵。”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人工林，石德荣回忆往昔。
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赶”走石德荣。她和工友们背上干粮、搭起帐篷，“黄沙在哪里，我们就驻扎在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但没过多久，她们就遇到了难题：刚栽下去的树苗，虽能成活，但没几天就被沙子掩盖，再也钻不出来。
“要治沙，先得固沙”。专家们拿出了设置草方格沙障的方案。“稻草的柔韧度远优于麦草，但青海高寒，不生水稻，得从湖北、江苏等地购买，一亩要300斤，成本很高。”石德荣犯了难，“不过好在县里积极争取，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包養網價格、天然林等工程相继落地，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现场，石德荣拿起一把工人们自制的平板铁锹，在平铺的稻草中间用力一压，稻草两端竖起并拢，中段深入地下，“方格的一边就栽好了，一般地下五六公分，地上20公分，效果最好。”石德荣用手一指远处的草方格，“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在人工林中，石德荣如数家珍：“沙蒿、柠条、乌柳，别看长得小，每一株都至少有5年的树龄。”她向记者传授种树的诀窍：“每年四五月份才能种树，在沙地栽树，要挖深坑，1米左右的青杨插杆要用河水浸泡20天，等根部长出白芽才能栽种。种下后还要把枝条剪短，减少养分消耗，成活率能达到90%。”掌握了技巧，还得有耐心。“别看刚栽下去的树不见长，三五年之后，一年一个样。”石德荣骄傲地说。
“种树只是第一步，造林结束后还要进行围栏封育等，这是一项长期工作。”石德荣自豪地说，“往年，沙尘暴持续两周是常事，如今，一个月下了五六次雨，环境越来越好！”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
“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
“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方便？
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2万个，全省车桩比达到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有两个充电桩。
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于去年7月17日出台，可被视为浙江省对去年5月1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和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响应。
“其实去年4月份，省领导就给发改委布置了相关工作，要求对浙江省乡村地区充电桩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我们发了上万份调查问卷，联合交通运输、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厅局，面向各市县政府、充电桩企业、新能源车企开了三场座谈会，就是为了了解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杜国伟说。
调研之后，浙江省发改委发现，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共建成公共充电桩近8.4万个，其中乡村公共充电桩占比极低，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只有1%-1.5%，而经杜国伟他们计算，充电桩要想盈利，利用率需达到8%以上。在座谈会上，一些新能源车企和充电桩企业代表更是直接面露难色。“乡村地区这么差的利用率，你说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收不回成本，也很为难。”有代表说。
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40%，但是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不足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仝宗旗表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在谈及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对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时，奇瑞绿能总经理秦伟说：“应该占到了70%-80%。”
但问题是，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国伟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乡村新能源车少，在乡村安充电桩赚不了钱。但一旦车多了，充电桩自然会建起来；同样，要是桩多了，车自然也会多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释放的信号正是先把乡村地区的充电桩建起来。
可以说，有没有“桩等车”的信念，是充电桩下乡要过的第一道关。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它决定了大家在政策上敢定多大的目标，愿意拿出多有力的举措，能提供多系统细致的指导。毕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在纸面上完成“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每个乡（镇）象征性地立一根公共充电桩就行，但那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整根链条上的相关方来说，它则意味着，有多少人愿意在一件短期大概率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掏口袋、出力气、下功夫、动脑筋。
而一旦下定了决心，所有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哪里需要充电桩？需要多少充电桩？
为什么车找不到桩？桩等不到车？
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充电桩下乡”之前，浙江智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继光已经带着自家公司生产的充电桩“下乡”近3年了。
“做商业肯定需要提前布局，等所有的友商都发现了农村是个很好的市场，我们再来布局，那时候就迟了嘛！”秦继光坦率地说。
“新能源车在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在农村未来肯定也有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农村市场肯定是可以做的，只是什么时间做的问题。”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点出现在2021年3月份，他们在分析城市充电桩充电数据时发现，快速增加的充电量中，有农村新能源车和频繁往返于城乡的网包養约新能源车的贡献。
“我们想，在他们经过的主要道路或者中心村，这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充电需求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尝试建设了一两个场站。”让秦继光高兴的是，试验场站的充电量包養完全能够覆盖成本，所以决定进一步建设新的场站。
但这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在湖州市长兴县长岗村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5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投建的2台双枪直流设备和2台交流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9.4%，平均月利润达到4800元；而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新庄村党群服务中心投建的1台直流和1台交流设备，平均利用率仅为1.04%。
累积的失败案例让秦继光意识到，自己对农村市场理解得还是不够全面。
“比如说像新庄村，我们评估时只注意到人口数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来投建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老年人口占比多，外来人口和青年人都比较少，加之距离主路较远，建成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充电。”秦继光说。
不建桩、桩建少了，就满足不了充电需求；桩建错了、建多了，桩等不到车，又会造成损失和资源浪费。国家提倡在建充电基础设施时“科学布局、适度超前”，这里面的平衡最后都要落在科学选址上。
如今，秦继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选址方案：“村庄人口在五六千人以上就可以考虑，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包養網素。还要看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距离主城区距离、是否靠近交通主干道、新能源车保有量等。”
在像秦继光这样的社会运营商前两年只能单打独斗、靠“实战”积累对农村充电桩需求的理解时，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专班，去年索性为全省乡村充电桩拿出了带点位的规划方案，细致到规划中所有新增充电桩都有具体的坐标点，每个镇、每个村分别建多少，全是“量身定制”。
“我们认为在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中心村、中心镇，要集中建设；针对旅游景区，或者是每个镇的文化礼堂，要按比例去建设；一些乡镇地区的超市、商场，也要集中建设；对于国（省）道沿线，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车流密集度、人流密集度来考虑乡村地区的布点。比如一个村子有10家以上民宿，我们就建议你去布一个快充桩。而特别偏远的山区，我们觉得初期没有布局的必要。”杜国伟说。
为了保障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在充电桩选址过程中，浙江省还聘请中国联通通过自研的5X多因子空间选址模型进行选址推荐。杜国伟介绍道：“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模型会结合车流、人流和是否是餐馆、超市、停车场站等因素，按照网格进行布点排名推荐。”
去年收到这份行动方案时，杭州市建管中心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王宇波感到思路一下子清晰了。“因为布点规划很清晰，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有明确的数量配置指导，我们干活就很好干。”他说。
在杜国伟看来，政府的规划布局就是要重点体现超前性和前瞻性。他认为：“在已经具备盈利空间的城市市场，市场的优胜劣汰自然能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政府不需要过多干涉；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如果不通过牵引性政策引导市场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超前布点，那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将会大大滞后于城市地区。”
只是，解决了“选址难”后，充电桩下乡依然要克服许多难关。
一根桩的进村路
去年8月15日，当坐落在东海离岛上的渔村——鹿西乡东臼村，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充电桩后，温州市洞头区宣布该区65个行政村实现公共充电桩全覆盖，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村村通”的县域。
当前，国家要求的还只是“乡乡通”，“村村通”会不会太超前？洞头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14个海岛区（县）之一，我们有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在否定乡村地区需要建公共充电桩时，常用的说法是，村里一般家家户户都有庭院，村民在自己家中安根慢充桩就够用了。但如果你来到洞头区乡村地区，看到这些海岛上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你就会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说在中国，各地与各地、各村与各村，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现实。
在洞头区垅头村，村民陈胜男前两年购买新能源车后，就苦于没地方安装随车子配备的充电桩，最后还是村委会帮她在村里公厕边上找了个位置。洞头区乡村近年来火热的旅游业，也让充电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沙角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柱说，此前，在村里找不着充电桩的游客都打听到村委会来了。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说，去年8月1日，村里来了差不多一万游客，要满足游客需求的话，10台充电桩都不够。
从缺乏充电桩到实现“村村通”，洞头区只用了40多天的时间。如果单纯依靠企业建设，步伐估计不会这么快。据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洞头区充电桩“村村通”由温州市洞头国有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国网（温州）新能源科技公司合作共建。
“当前许多市场主体会更倾向于在县城商圈、大型社区布点，对于偏远村居，考虑到建设运营成本和难度，他们的兴趣不大。所以，我们先鼓励国企来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基础需求。”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了建桩的人，还需要拿到建桩的地，并与电网连通。
某充电桩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存在“挟地自重”的情况，以土地资源审批为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不菲。
而如果乡村地区电网基础不好，进行电力增容，则会大幅增加建设成本。
国网洞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张正乐表示，洞头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充电桩“村村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电力基础很好，新建充电桩可以直接接入现有电网。
“电等桩，桩等车。”杜国伟说：“正是考虑到电网配套的重要性，浙江已出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力先行行动工作方案》，2023至2025年，每年全省农村配网投资不低于100亿元，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同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在用地上，一些人或许会认为，相比于私企，像国网供电公司这样的国企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张正乐透露，“我们也需要给村里做工作，希望他们能从长远考虑。”目前看来，洞头区“村村通”工程中，新建充电桩多优先架设在各村已有的停车场车位旁，而不是另外申请用地。
杜国伟指出：“浙江大大小小的运营商有1200多个，在用地问题上，你说我搞不定，可能人家有搞得定的。我们觉得村集体跟运营商合作的模式是可以鼓励的。”
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则坦言：“一些充电桩企业跟我联系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场地也有限。如果我们有地给他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用跟他们合作。”
对于充电桩进村，来自村民的质疑并不只有“占地”这一点。
去年，在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充电桩下乡“四镇五村”试点工作时，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项目工作人员王思斌常跟村民打交道。
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点，以新能源车棚光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为特色，科技感满满。但建设之初，正是这些光伏板让一些村民感到很疑惑，他们问：“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光伏板？光伏板以后会不会有反光，造成光污染？”
王思斌向他们解释，光伏板是用来吸收光的，而不是反射光的。
在另一些村民那里，这些光伏板又在王思斌回应质疑时派上了用场。有村民问他：“你们建充电桩，用了我们村里的电，那我家里的灯是不是会暗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建这些光伏发电板。”王思斌解释道：“光储充一体化能对电网起到保护作用，相当于我用光伏的电来给车子充电，那我对电网的冲击就会更小一些。”
而最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充电桩投入使用后，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
横一村梅里云居民宿的老板本来不同意村里在他家的停车位建设充电桩站点，理由是担心影响来住宿的客人停车。但近半年来，他看到开新能源车来乡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很多客人问我们村里有没有充电桩，我们说家门口就有，客人马上下单预定。”那一刻，充电桩在他的心里“过关”了。
要“活桩”，不要“死桩”
一个桩“活”着，但它已经“死”了——这形容的是充电桩“建而不运”的情况。
如果说选址正确与否是一根充电桩能否“存活”的基础，运营维护则是保证它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在南方某地，记者就看到一处充电站内，两台外观完好的快充桩处于不能使用的熄灯状态。
相比于城区，运营维护乡村地区的充电桩，难度在于点位分散，人力、时间成本较高。
在萧山区，“四镇五村”充电桩站点的运营维护工作由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充电班运维班长单达负责。每半个月左右，他会带领工作人员来巡查一次，碰上节假日或寒潮之前，还会增加巡查次数。5村16个点，需要花费1包養網排名-2天时间。
“我在梅林村这边给汽车充电，你们这个充电枪怎么锁住了？”前段时间，单达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他说：“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在接到电话一个小时内，到现场为用户处理问题。”
运营方也在积极探索一些适应乡村市场且性价比高的运营方式。王思斌说：“平常会请村里面帮我们注意一下设备的维护情况。”秦继光的浙江智包養平台推薦充电力还在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处理的基础上，探索出跟常用车主合作的运营维护模式。他说：“我们会远程指导他们帮忙处理一些小故障。他们得到一定优惠，我们也节省了人工、交通等各种成本。”
而为了避免充电桩“建而不运”，浙江已上线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台，并提出了“找桩快、费用省、服务优”的“快省优”评价指标体系，对运营商和场站进行系统性评价。
“我们最新的要求是所有新建的桩，要先签承诺书，保障三年运营维护，才给你发补贴。”杜国伟解释，“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判定运营维护服务是否优质。比如，如果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低、坏桩率高，说明质量不行；如果桩发生故障，平台会给运营商派发工单，通知维修。如果运营商长期不响应，那么他们就会被打上不合格运营商的标签。”
将运营情况与补贴绑定的做法，也是浙江省做大农村市场规模的方式。据杜国伟介绍，未来浙江省计划将补贴分为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两种，建设补贴用于补贴初始建设成本，运营补贴根据电量和充电桩的利用率，对补贴水平进行分档。
“我们是翻倍补的。”王宇波说：“在杭州，城区充电桩每千瓦最高补200元，同类项目农村则翻一番，每千瓦补不超过400元。大家可能会因为补贴标准高而更愿意去农村建设，都撒胡椒面就没有意义了。”
也有人向杜国伟和王宇波提出，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地区都打包给一家运营商来做，这样岂不是更好管理？
秦继光也表示，希望地方能给予企业较长年限的独家经营权。“因为前期的投入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用。如果能看到‘先行者’的付出，后期适当地给一些回报，我觉得这样更加公平。”他说。
事实上，目前，海南省采取的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尝试的两种不同路线，哪种方式更好一点，现在仍在摸索中。”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说。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这种统建统运的方式，它的好处是好管理，但坏处是，你现在可能不赚钱，但过两年如果赚钱了，统一运营就好像只让一家赚钱。”杜国伟说：“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靠市场的力量是能把它建起来的。”
“政府可以撮合，但是千万不要去指定。”他补充道：“有些地方你如果确实要采用统建统运的方式，你就要找实力强的运营商，要‘肥瘦搭配’，效益好坏的点位都得做。”
而说到底，充电桩下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盈利。
按照杜国伟手里的时间表，浙江的目标本来是到2025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不少于2万个公共充电桩。据他透露，这个目标是以往年新能源车保有量、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增速为基础，综合考虑未来增速决定的。但最近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底，浙江全省已累计建成乡村公共桩3.6万根，2023年新建乡村公共桩1.7万根，提前完成了目标。
“说明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后，企业是愿意大量地去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杜国伟分析。
这个意愿有多强？
只要180块钱，秦继光说，一根交流充电桩一个月只要能有这个数字的利润，他就认为可以去投资建设；4-5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去年开始，这位民营企业家带着在浙江的经验，到江苏、江西、湖南等省份，准备进行乡村地区充电桩的投资建设。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遇到一两次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投资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看到这里有充电桩而想到，我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能源车了？”秦继光说。
“你觉得桩最后能等来车吗？”记者问秦继光，“可以！”他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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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题：保持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
新华社记者许苏培
近段时间，某些美国媒体炒作“中国不可投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撤离”，声称西方公司感觉在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有机会。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有没有机会，跨国企业最有发言权。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餐饮巨头近年来持续增设中国门店；苹果公司近日宣布追加在华投资；GE医疗表示未来3年在华研发投入将再翻一番；中国德国商会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超九成受访包養網價格德企计划继续扎根中国市场，过半德企计划今后两年增加在华投资；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夕，跨国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宣布：投资4.75亿美元在华新建小分子药物工厂，上海成为其第五大全球战略中心……持续流入的外资表明，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某些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有机会”并非事实全貌。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外企在中国面临的市场竞争自然也在加大，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过去，中国人力成本相对较低、行业竞争度相对不高，外国企业凭借技术管理品牌甚至资金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取得较高投资回报，如包養今却要为此付出更多努力，中外企业公平竞争是大势所趋。早在十年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指出，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品牌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不断进步的本土企业如今也加入市场竞争的行列，中国消费者也不再仅仅因为是洋品牌就“买买买”，而更包養平台推薦看重品质和服务。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认为，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企业经历了二十多年高速发展，目前已进入自我审视、重新布局的阶段。
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市场，规模更加庞大，市场结构和形态更加优化，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投资机遇更加丰富。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表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市场，美资企业在参与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如果美资企业想维持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那就必须要“在中国”。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铭博说，德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投资环境，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因不在中国发展而失去全球竞争力”。“在过去30年里，中国企业向德国企业学到很多东西；而现在是德国企业向中国伙伴学习的时候了。中德两国包養網可以开展更多合作互鉴。”
可口可乐前老板郭思达曾戏言，1981年4月15日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那是这家公司在新中国首条瓶装生产线投产的日子。过去40多年来，跨国企业蜂拥而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和获益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同样需要包養中国。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人们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意愿和行动。只要投资者不为“脱钩断链”论调所惑，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定是机遇。
淄博烧烤、东北铁锅炖、天水麻辣烫，包養这两年一个接一个城市因特色美食而迅速火出圈。一道地方特色菜带火一座城。吃什么？去哪儿吃？这不仅仅是文包養旅产业的焦点，它本身就是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商务部：22项具体政策措施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将指导地方发展社区餐饮、老年助餐、地方特色餐饮、乡村休闲餐饮等业态，创新餐饮业消费场景。
《指导意见》从七个方面，包括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创新餐饮消费场景、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弘扬优秀餐饮文化、促进绿色发展、优化餐饮包養網價格业营商环境、加强组织保障等，提出了22项具体政策措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跟踪落实成效，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亚东：建设平台载体，培育一批中华美食街区，指导地方发展社区餐饮、老年助餐、地方特色餐饮、乡村休闲餐饮等业态，创新餐饮业消费场景；完善餐饮业标准体系，推进餐饮数字化赋能，积极推动中餐“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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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明显 去年“下馆子”花了5.29万亿元
2023年我国餐饮业明显复苏，全国餐饮收入达5.2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13.2%。尽管复苏明显，但是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目前，餐饮服务仍然存在发展方式粗放、安全基础薄弱、发展环境不优等问题。
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日常消费，不少人外出就餐会选择有品牌的特色餐饮连锁店。我国的大型餐饮企业的连锁化率在80%左右，中小型的品牌企业连锁化率在50%左右。可以说，品牌化是老百姓信任餐饮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尺度。
去哪儿吃：社区餐厅成餐饮消费新场景
说到餐饮消费的新场景，眼下，社区食堂成了不少居民的选择。
在江苏扬州的九龙湾社区，每到饭点，社区餐厅便逐渐热闹起来，不少居民陆续到这里排队用餐。这个社区住着近3000多位老人，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老人有着助餐需求，社区餐厅便成了他们的用餐首选。
江苏省扬州市九龙湾社区居民 周新梅：口感挺适合老年人的，菜烧挺烂的，又不是很咸，比我们在家里烧得好吃。
在四川省江油市川矿社区，社区餐厅最初的想法是服务老年群体，没想到不仅留住了老年人的胃，也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在河南郑州，社区餐厅逐渐衍生出了社交功能，成了社区居民们的线下“朋友圈”。
去哪儿吃：社区和乡村餐饮 发展潜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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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提出，盘活社区闲置空间资源，支持设立早餐店、老年食堂等社区餐饮网点，鼓励地方向提供社区老年人供餐、助餐服务的有关机构给予适当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 荆林波：包括老年人的便利的这个坡道，进入餐厅要有坡道，要有升降电梯，甚至针对老年人推出老年人的食谱。因为老年人是要低油低糖，那就是要在特定的区域要拨付一定的场所、低的租金，满足公益的餐饮的服务，这个是政府必须下力量。
鼓励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下沉发展，挖掘县域餐饮市场潜力。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培训、场地等支持政策，引导专业人员包養網返乡入乡创业，发展乡村休闲餐包養饮。
餐饮消费如何再挖潜？
从总体来看，餐饮业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10%以上，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可以说，餐饮业是透视消费活力的重要窗口。那么，此时发布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将能如何深挖餐饮消费潜力？戳视频，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