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在重庆兴隆场编组站，母思琪通过上下扶梯准备登上灯桥开展检修作业。
地处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兴隆场编组站，是西南地区包養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作为重庆铁路包養網枢纽的“心脏”，这里承担了中欧国际班列的列车解体、编组任务。
“00后”女孩何雪和母思琪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供电段兴隆场电力工区的两名电力线路工。每个夜晚，她们和工友背负数公斤重的工具材料，从地面沿着近70度的爬梯攀上22米高的电塔和17米高的灯桥，对这里的5000余盏包養行情灯进行巡检维修，确保编组站场的照明安全。
这群守护中欧班列的年轻“女飞人”，用他们的坚守将光照亮编组站场内的每一寸钢轨，守包養網护着每一趟从这里驶出的中欧班列。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随着中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不少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士，见证了中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
“中国乡村惬意的生活让人向往”
“和煦的阳光下，儿童在田间小路上奔跑，老人悠闲地晒着太阳，中国乡村惬意的生活让人向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越南留学生校友会秘书长曾嘉怡经常在短视频平台上观看有关中国乡村生活的视频，“有的展示美丽山水，有的教我种菜做饭，都很有意思”。
曾嘉怡2011年到中国留学。留学期间，她在广东省清远市了解过蔬菜种植技术，在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参加过丰收节活动。“丰收节的庆祝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仅体验到瑶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更感受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她说。
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参加社会实践时，曾嘉怡看到当地驻村工作队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山水田”资源，把产业扶贫作为贫困户增收的主要措施之一，想方设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为农产品开拓更多销售渠道，切实提高了当地村民收入。“如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中国乡村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取得新成绩。”曾嘉怡说。
大学毕业后，曾嘉怡一直从事品牌营销工作，经常往返于越南和中国。她注意到，近年来，越南优质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常见，产自中国的水果也受到越南市场的欢迎。中国海关数包養網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中国与越南农产品贸易额为789.3亿元人民币。曾嘉怡说：“越南与中国都面临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依托越中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东盟农业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越中农业合作正在造福两国更多民众。”
“农民运用农业机械和技术的意识普遍提高”
从中国高校博士毕业后，巴基斯坦留学生海德和纳伊姆选择留在中国，到云南省曲靖师范学院工作。他们都把蜜蜂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天空湛蓝，曲靖市麒麟区潇湘街道升官屯村白墙青瓦，春意盎然。午后是蜜蜂活跃的时段，海德和纳伊姆在中方合作伙伴陪同下，沿着窄窄的田埂去查看蜂箱的情况。
这些年，海德和纳伊姆既是包養網比較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去年，海德所在的团队找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家草莓种植户，开展熊蜂传粉试验。不到半年时间，草莓产量增加超过14%，畸形果的数量大幅下降，味道也更好了。
“看着都是蜂，可也有区别。”海德打开蜂箱说，“这里养殖的都是中华蜜蜂，采蜜能力强，但传粉存在劣势，如果想提高周边作物的产量，可以再养几箱熊蜂。”
纳伊姆补充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设施农业，熊蜂的价值日益凸显。“特别是对于温室大棚来说，熊蜂比中华蜜蜂更有优势。目前的研究显示，熊蜂身上浓密的绒毛提高了传粉效包養網率，应用前景广阔。”海德告诉记者，使用熊蜂也有助于“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因为熊蜂对农药非常敏感，要借助熊蜂授粉，必须科学使用农药。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投资持续增长，设施农业占比持续增加，从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到草莓、蓝莓等浆果，越来越多企业需要蜜蜂帮助授粉。因为研究需要，海德去过不少地方。“我观察到，农民运用农业机械和技术的意识普遍提高。”海德说。
这些年，升官屯村建起了砖混结构房，村里的硬化路延伸到每家每户，还有人开起了咖啡馆，做起小生意。每到节假日，村里游客络绎不绝。漫步在升官屯村，海德感叹，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大量投入，自己的研究才能顺利开展。
据了解，曲靖师范学院和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已经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中国的不少研究成果分享到了巴基斯坦，双方近期还在对接联合研究项目。”海德说，“知识没有国界，中国的研究成果也在促进巴基斯坦农业的发展。”
“旅游和生态保护给中国乡村带来巨大变化”
白墙黛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在江西婺源旅游时，英国人爱德华被思口镇思溪延村这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村落吸引。“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婺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独特的徽派建筑，到处都有古朴典雅的气息。”爱德华说。
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给婺源旅游业注入了鲜活力量，也避免了古建筑因年久空置而荒废残损，有效保护了婺源传统文化。2015年，在思溪延村，爱德华与女友廖敏欣将一座几近废弃的徽派古宅，改造成了融合中英风格的民宿，并命名为“天净沙”。2017年春天，古宅修复工程竣工，爱德华和廖敏欣在国内外亲朋好友和当地村民的见证下，以婺源传统婚俗举办了中式婚礼。“天净沙”的客人多为外国人，爱德华热情地为每一位来访者介绍婺源的传统文化，带他们游览当地古村落，逛传统市集，体验板龙灯等非遗民俗。“天净沙”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一个小窗口。
随着交流越来越多，一个新想法在爱德华心里萌芽。在思溪延村不远处的前坦村，清澈的河水绕过村庄，岸上的茶园整齐翠绿，不远处的山坡上草木郁郁葱葱。每次经过这里，爱德华总有一种回到英国农村的感觉。“我想在这里打造一个英中文化交流基地，这个想法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爱德华说，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从选址到设计，爱德华充分利用自然山水格局，巧妙地将中国乡村美景与异国度假风情有机结合。2021年4月，他和婺源当地工匠一起打造的英式民宿“维多利亚庄园”正式营业。来自英国的沙利文和马克夫妇在庄园里开设了油画工作室，婺源当地农民开办传统农耕文化展览。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吃到比萨，也可以品尝到烤鸭和麻辣烫。
爱德华见证了思口镇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乡镇，成长为热门乡村旅游度假胜地的历程。近年来，婺源县深入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新推出面向全球招募古建筑“保护人”、森林赎买（置换）以及茶叶价格指数保险等特色举措，以“公司+景区+农户”的模式，为当地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田间地头的丰收和当地农民的笑容，让我深切感受到旅游和生态保护给中国乡村带来巨大变化。”爱德华说，他曾经憧憬的生活——春天在茶园里烤面包，夏天在河上泛舟弹吉他，秋天在田野里采摘，冬天在壁炉旁取暖，在中国乡村成为现实。在他看来，“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新相互交织，正因如此，中国乡村充满活力，不断绽包養網放魅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连日来，来自能源领域的代表委员就氢能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呼吁加强政策和产业统筹，推动氢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氢能产业被视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战略要求的产业。”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委员表示，近年来，中央及地方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规划产业发展方向。但氢能产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需将行业卡点、堵点逐步解决，才能加速氢能在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目前，氢能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姚锦龙委员介绍说：“截至2023年底，国内共建成加氢站428座，位居全球首位。但加氢站的数量和分布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此外，氢能作为一种能源产品，在发电、储能、工业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仍有待创新。”
姚锦龙委员建议，加强政策和产业统筹，推动氢能融入国家能源体系，加快完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构建面向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全国一盘棋的氢能供应网络。包養同时，拓宽氢能应用场景，持续推动能源、电力、化工、钢铁、船舶等领域氢气制备和应用重点项目建设。
在氢能产业中，绿氢（通过可再生能源制造的氢气）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近年来，随包養網着“双碳”政策的推进以及绿氢制取技术的突破，绿氢产能快速增长。
“绿氢产业的发展对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庆生代表表示，相较于灰氢、蓝氢，绿氢具有环保优势，但总体来看，绿氢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生包養網产成本高、市场竞争能力弱、政策补贴不到位、审批流程复杂等问题。
张庆生代包養網心得表建议，针对绿氢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和扶持绿氢产业发展，体现绿氢的减碳价值和清洁价值，鼓励发展绿氢产业链。同时，支持绿氢装备的全面国产化包養網研发，出台可再生电力余电上网政策，降低绿氢生产成本，提升绿氢项目的经济价值。
眼下，熬过漫漫寒冬的嫩芽钻出泥土，给大地染上一层新绿，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等野生动物处处可见，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铺展眼前。
“咔嚓”一声，枯枝断裂，细微的响动引起黑颈鹤的警觉，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屏住呼吸，稳住步伐，待黑颈鹤放松警惕，他缓缓举起相机，捕捉下了它们彼此梳理羽毛的珍贵画面。
孙建青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已有17年，他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一点一滴：从2016年起，青海湖水鸟全年统计总量年均增加5万余只，到2022年，总量已达60.6万余只，并有235种鸟类登记在册，其中不乏黑颈鹤、大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仿佛是一块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蓝宝石”，晶莹剔透，极目远眺，水波浩渺，无边无涯。像孙建青一样，还有许多生态守护者潜心呵护着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护鸟——
“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青海湖北岸，鸟岛，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的2条从此经过，这里是水鸟繁育之所，也是孙建青坚守17年的地方。
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前，孙建青是一名军人，虽常年戍守在边疆，但初次登上鸟岛，还是惊讶于这里环境之艰苦：海拔3300米，高寒缺氧，每天任务是巡护监测，饿了啃块馒头，渴了喝口凉水。“抱怨包養網，抵触。”他坦言，直到第一次见到水鸟。
“人与鸟对视，鸟的眼神特别纯净，它们羽毛的颜色，任何颜料都调不出来；它们争巢、求偶、繁衍，无不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孙建青感慨地说，“当兵时，面对茫茫戈壁，心中燃着的是保家卫国的激情，护鸟也是一样，望着湛蓝的青海湖，心中是做好生态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包養網自此，每天清晨和傍晚，在观测光线最好的时刻，孙建青统计鸟类数量，记录其行为习惯，攒了几本厚厚的观测记录。保护区工作步入正轨之时，他和同事们意识到，鸟类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三者息息相关，“要想从根本上守护青海湖水鸟，需要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深入研究水鸟的迁徙路线便是科研项目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有一次，为了给捕捉到的水鸟戴上有定位功能的环志，孙建青不小心踩进沼泽，等同事赶到，淤泥已淹到胸口。拉着同事抛来的绳子，他缓缓地从泥潭中拔出双腿后，第一件事便是让同事去查看水鸟的情况。“时间久了，鸟儿会有应激反应，很容易伤害到它们。”孙建青自责不已。
对待鸟类，孙建青饱含深情。2017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牧民气喘吁吁，激动地说自己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大天鹅。孙建青和同事急忙赶往现场，简单包扎伤口后，不顾淤泥肮脏，轻轻把它抱回了救护站。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大天鹅伤势恢复很快，不到一周就重返蓝天。
“借助持续性的综合研究，我们不仅掌握了青海湖水鸟数量、种类等的变化趋势，还了解了栖息地生境质量等信息，这都为更好保护提供了规范、有效、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撑。”孙建青说。
护鱼——
“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
湟鱼是青海湖的特有鱼种，因全身裸露无鳞又被叫作青海湖裸鲤。
在河水和缓处，青海湖裸鲤积蓄力量，猛地摆动身躯，高高跃出水面，跨上一级台阶，向着河流上游的产卵地进发。每年6月下旬起，在沙柳河、黑马河等汇入青海湖的河流中，总能见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
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生态链中的核心物种，仅分布于青海湖及其湖周河流。过度捕捞加之生态环境破坏，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在2000年左右降到历史低值，仅存不到3000吨。近年来，通过拆除拦河坝、修建洄游阶梯、加强管护等手段，其资源蕴藏量不断提升。
“但在自然状态下，雄鱼精子只能存活20秒左右，自然受精成功率仅有2‰，仅靠自然恢复，难上加难。”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副主任祁洪芳1989年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青海湖裸鲤的繁育工作，她介绍说，“依靠增殖放流，人工向入湖河流中投放裸鲤幼体，能更有效地增加种群数量。”
只见她站在河水中，熟练地挑选发育到性成熟阶段的雄鱼和雌鱼，轻轻挤压腹部收集精子和卵子，包養網排名使之结合为受精卵。经过150个小时的悉心照料，受精卵便可孵化为鱼苗，祁洪芳习惯称之为“水花”。次年6月份，“水花”长成10厘米左右的幼体，便可开展放流工作。
“青海湖裸鲤对水流速度十分敏感，能感知到‘祖先’的河道，布哈河、黑马河等河流中都形成了特殊的品群。”祁洪芳告诉记者，“因此，为了遵循自然规律，从哪里采集的受精卵，孵化成功后就要投回哪里。”
据统计，2002年起，救护中心累计投放人工繁育的青海湖裸鲤2亿多尾，其资源蕴藏量由2002年的2600吨恢复至2022年的11.41万吨，数量大大增加，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祁洪芳率队开展的渔业资源监测工作。2005年的一天，她和同事乘船深入青海湖取样，突如其来的狂风使船撞上礁石搁浅，船舱里进了水，所有人乱作一团，祁洪芳急忙安排大家穿好救生衣，站到甲板上，最终在渔政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
“工作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正如青海湖裸鲤洄游一样，水流再急，也要力争上游，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为建设‘大、美、净、好’的青海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祁洪芳表示。
护水——
“水生态研究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
近年来，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持续，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淹没了大片湖滨草原。这片土地富含的氮、磷等元素逐渐释放，加之水深较浅，阳光直射湖底导致温度升高，就变成了刚毛藻生长的天然“温床”。
“刚毛藻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其一旦死亡漂浮，就会腐败变质，污染水体。”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干部赵邦明说。
针对刚毛藻季节性爆发的情况，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管理局采用“机械+人工”结合的模式打捞，可来年同一片水域，又会长出刚毛藻。“刚毛藻得边治理、边研究，首先就要掌握每平方千米的生物量。”赵邦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拿着60厘米见方的篮子，强忍着恶臭，一点点测算出了准确数值。
紧接着，管理局与专家相互配合，进一步了解了刚毛藻特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气温降低，刚毛藻的生殖细胞会转化为厚壁孢子，次年气温回升后萌芽，因此我们增加了秋季的打捞量，以降低次年的初始生长量。”赵邦明介绍，“此外，刚毛藻需要附着在原生基质上才能生长，我们通过切除水下植物和覆沙的办法，干扰其在原生基质上着生。”
据了解，2018年起，青海省累计投入9500万元治理刚毛藻，在青海湖新生淹没区面积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刚毛藻水华面积持续缩小，取得了显著成效。
刚毛藻打捞完毕，如随意堆积在岸上，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刚毛藻如何资源化利用是一直萦绕在赵邦明心头的难题。在管理局的积极对接下，赵邦明和同事们联系了包養有机肥加工厂，使刚毛藻成了制作新型有机肥的重要原材料，经测试发现，肥效较一般有机肥更好。
为更好保护青海湖水生态环境，管理局和科研机构在青海湖岸及入湖河流设置了86个水样监测点，赵邦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陪同科研人员实地取样。“全走下来得近2000公里，6年间行程超过4.8万余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赵邦明说。
2020年5月，赵邦明一行人前往青海湖西南侧的泉湾水质监测点取样，道路崎岖难行，无奈只能步行，一路狂风大作，吹得人东倒西歪，等回到车上，同行4人中已有3人出现了感冒症状。回到实验室，他们顾不上休息，连夜分析水样，“时间一长，水质会发生变化，等不到天亮。”赵邦明说。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及我国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如今，在“赵邦明们”的呵护下，哈尔盖河、泉吉河、布哈河等8条入湖河流监测水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有专家曾说，水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越长，科研成果越丰富，越能揭示本质规律，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赵邦明说。
护林——
“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面庞黝黑，不时用双手扒开树枝查看生长情况，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株得补点水，明年会窜一大截……那几株栽得有些密了，明年得移一下……”她便是青海省海晏县草原站林业工程师石德荣。
这里是青海湖东北岸的克图沙区，与青海湖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20世纪50年代起，过度放牧加之气候变化，沙区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蔓延。“那时，一张嘴就能咂摸出沙子的味道，沙尘暴一来，风吹得脸蛋疼，能见度还不到50米，一开始到这里参加绿化工作时，心里也犯怵。”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人工林，石德荣回忆往昔。
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赶”走石德荣。她和工友们背上干粮、搭起帐篷，“黄沙在哪里，我们就驻扎在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但没过多久，她们就遇到了难题：刚栽下去的树苗，虽能成活，但没几天就被沙子掩盖，再也钻不出来。
“要治沙，先得固沙”。专家们拿出了设置草方格沙障的方案。“稻草的柔韧度远优于麦草，但青海高寒，不生水稻，得从湖北、江苏等地购买，一亩要300斤，成本很高。”石德荣犯了难，“不过好在县里积极争取，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包養網價格、天然林等工程相继落地，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现场，石德荣拿起一把工人们自制的平板铁锹，在平铺的稻草中间用力一压，稻草两端竖起并拢，中段深入地下，“方格的一边就栽好了，一般地下五六公分，地上20公分，效果最好。”石德荣用手一指远处的草方格，“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在人工林中，石德荣如数家珍：“沙蒿、柠条、乌柳，别看长得小，每一株都至少有5年的树龄。”她向记者传授种树的诀窍：“每年四五月份才能种树，在沙地栽树，要挖深坑，1米左右的青杨插杆要用河水浸泡20天，等根部长出白芽才能栽种。种下后还要把枝条剪短，减少养分消耗，成活率能达到90%。”掌握了技巧，还得有耐心。“别看刚栽下去的树不见长，三五年之后，一年一个样。”石德荣骄傲地说。
“种树只是第一步，造林结束后还要进行围栏封育等，这是一项长期工作。”石德荣自豪地说，“往年，沙尘暴持续两周是常事，如今，一个月下了五六次雨，环境越来越好！”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
“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
“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方便？
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2万个，全省车桩比达到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有两个充电桩。
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于去年7月17日出台，可被视为浙江省对去年5月1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和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响应。
“其实去年4月份，省领导就给发改委布置了相关工作，要求对浙江省乡村地区充电桩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我们发了上万份调查问卷，联合交通运输、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厅局，面向各市县政府、充电桩企业、新能源车企开了三场座谈会，就是为了了解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杜国伟说。
调研之后，浙江省发改委发现，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共建成公共充电桩近8.4万个，其中乡村公共充电桩占比极低，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只有1%-1.5%，而经杜国伟他们计算，充电桩要想盈利，利用率需达到8%以上。在座谈会上，一些新能源车企和充电桩企业代表更是直接面露难色。“乡村地区这么差的利用率，你说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收不回成本，也很为难。”有代表说。
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40%，但是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不足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仝宗旗表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在谈及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对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时，奇瑞绿能总经理秦伟说：“应该占到了70%-80%。”
但问题是，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国伟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乡村新能源车少，在乡村安充电桩赚不了钱。但一旦车多了，充电桩自然会建起来；同样，要是桩多了，车自然也会多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释放的信号正是先把乡村地区的充电桩建起来。
可以说，有没有“桩等车”的信念，是充电桩下乡要过的第一道关。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它决定了大家在政策上敢定多大的目标，愿意拿出多有力的举措，能提供多系统细致的指导。毕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在纸面上完成“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每个乡（镇）象征性地立一根公共充电桩就行，但那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整根链条上的相关方来说，它则意味着，有多少人愿意在一件短期大概率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掏口袋、出力气、下功夫、动脑筋。
而一旦下定了决心，所有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哪里需要充电桩？需要多少充电桩？
为什么车找不到桩？桩等不到车？
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充电桩下乡”之前，浙江智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继光已经带着自家公司生产的充电桩“下乡”近3年了。
“做商业肯定需要提前布局，等所有的友商都发现了农村是个很好的市场，我们再来布局，那时候就迟了嘛！”秦继光坦率地说。
“新能源车在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在农村未来肯定也有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农村市场肯定是可以做的，只是什么时间做的问题。”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点出现在2021年3月份，他们在分析城市充电桩充电数据时发现，快速增加的充电量中，有农村新能源车和频繁往返于城乡的网包養约新能源车的贡献。
“我们想，在他们经过的主要道路或者中心村，这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充电需求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尝试建设了一两个场站。”让秦继光高兴的是，试验场站的充电量包養完全能够覆盖成本，所以决定进一步建设新的场站。
但这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在湖州市长兴县长岗村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5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投建的2台双枪直流设备和2台交流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9.4%，平均月利润达到4800元；而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新庄村党群服务中心投建的1台直流和1台交流设备，平均利用率仅为1.04%。
累积的失败案例让秦继光意识到，自己对农村市场理解得还是不够全面。
“比如说像新庄村，我们评估时只注意到人口数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来投建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老年人口占比多，外来人口和青年人都比较少，加之距离主路较远，建成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充电。”秦继光说。
不建桩、桩建少了，就满足不了充电需求；桩建错了、建多了，桩等不到车，又会造成损失和资源浪费。国家提倡在建充电基础设施时“科学布局、适度超前”，这里面的平衡最后都要落在科学选址上。
如今，秦继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选址方案：“村庄人口在五六千人以上就可以考虑，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包養網素。还要看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距离主城区距离、是否靠近交通主干道、新能源车保有量等。”
在像秦继光这样的社会运营商前两年只能单打独斗、靠“实战”积累对农村充电桩需求的理解时，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专班，去年索性为全省乡村充电桩拿出了带点位的规划方案，细致到规划中所有新增充电桩都有具体的坐标点，每个镇、每个村分别建多少，全是“量身定制”。
“我们认为在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中心村、中心镇，要集中建设；针对旅游景区，或者是每个镇的文化礼堂，要按比例去建设；一些乡镇地区的超市、商场，也要集中建设；对于国（省）道沿线，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车流密集度、人流密集度来考虑乡村地区的布点。比如一个村子有10家以上民宿，我们就建议你去布一个快充桩。而特别偏远的山区，我们觉得初期没有布局的必要。”杜国伟说。
为了保障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在充电桩选址过程中，浙江省还聘请中国联通通过自研的5X多因子空间选址模型进行选址推荐。杜国伟介绍道：“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模型会结合车流、人流和是否是餐馆、超市、停车场站等因素，按照网格进行布点排名推荐。”
去年收到这份行动方案时，杭州市建管中心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王宇波感到思路一下子清晰了。“因为布点规划很清晰，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有明确的数量配置指导，我们干活就很好干。”他说。
在杜国伟看来，政府的规划布局就是要重点体现超前性和前瞻性。他认为：“在已经具备盈利空间的城市市场，市场的优胜劣汰自然能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政府不需要过多干涉；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如果不通过牵引性政策引导市场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超前布点，那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将会大大滞后于城市地区。”
只是，解决了“选址难”后，充电桩下乡依然要克服许多难关。
一根桩的进村路
去年8月15日，当坐落在东海离岛上的渔村——鹿西乡东臼村，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充电桩后，温州市洞头区宣布该区65个行政村实现公共充电桩全覆盖，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村村通”的县域。
当前，国家要求的还只是“乡乡通”，“村村通”会不会太超前？洞头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14个海岛区（县）之一，我们有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在否定乡村地区需要建公共充电桩时，常用的说法是，村里一般家家户户都有庭院，村民在自己家中安根慢充桩就够用了。但如果你来到洞头区乡村地区，看到这些海岛上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你就会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说在中国，各地与各地、各村与各村，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现实。
在洞头区垅头村，村民陈胜男前两年购买新能源车后，就苦于没地方安装随车子配备的充电桩，最后还是村委会帮她在村里公厕边上找了个位置。洞头区乡村近年来火热的旅游业，也让充电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沙角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柱说，此前，在村里找不着充电桩的游客都打听到村委会来了。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说，去年8月1日，村里来了差不多一万游客，要满足游客需求的话，10台充电桩都不够。
从缺乏充电桩到实现“村村通”，洞头区只用了40多天的时间。如果单纯依靠企业建设，步伐估计不会这么快。据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洞头区充电桩“村村通”由温州市洞头国有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国网（温州）新能源科技公司合作共建。
“当前许多市场主体会更倾向于在县城商圈、大型社区布点，对于偏远村居，考虑到建设运营成本和难度，他们的兴趣不大。所以，我们先鼓励国企来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基础需求。”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了建桩的人，还需要拿到建桩的地，并与电网连通。
某充电桩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存在“挟地自重”的情况，以土地资源审批为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不菲。
而如果乡村地区电网基础不好，进行电力增容，则会大幅增加建设成本。
国网洞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张正乐表示，洞头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充电桩“村村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电力基础很好，新建充电桩可以直接接入现有电网。
“电等桩，桩等车。”杜国伟说：“正是考虑到电网配套的重要性，浙江已出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力先行行动工作方案》，2023至2025年，每年全省农村配网投资不低于100亿元，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同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在用地上，一些人或许会认为，相比于私企，像国网供电公司这样的国企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张正乐透露，“我们也需要给村里做工作，希望他们能从长远考虑。”目前看来，洞头区“村村通”工程中，新建充电桩多优先架设在各村已有的停车场车位旁，而不是另外申请用地。
杜国伟指出：“浙江大大小小的运营商有1200多个，在用地问题上，你说我搞不定，可能人家有搞得定的。我们觉得村集体跟运营商合作的模式是可以鼓励的。”
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则坦言：“一些充电桩企业跟我联系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场地也有限。如果我们有地给他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用跟他们合作。”
对于充电桩进村，来自村民的质疑并不只有“占地”这一点。
去年，在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充电桩下乡“四镇五村”试点工作时，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项目工作人员王思斌常跟村民打交道。
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点，以新能源车棚光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为特色，科技感满满。但建设之初，正是这些光伏板让一些村民感到很疑惑，他们问：“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光伏板？光伏板以后会不会有反光，造成光污染？”
王思斌向他们解释，光伏板是用来吸收光的，而不是反射光的。
在另一些村民那里，这些光伏板又在王思斌回应质疑时派上了用场。有村民问他：“你们建充电桩，用了我们村里的电，那我家里的灯是不是会暗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建这些光伏发电板。”王思斌解释道：“光储充一体化能对电网起到保护作用，相当于我用光伏的电来给车子充电，那我对电网的冲击就会更小一些。”
而最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充电桩投入使用后，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
横一村梅里云居民宿的老板本来不同意村里在他家的停车位建设充电桩站点，理由是担心影响来住宿的客人停车。但近半年来，他看到开新能源车来乡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很多客人问我们村里有没有充电桩，我们说家门口就有，客人马上下单预定。”那一刻，充电桩在他的心里“过关”了。
要“活桩”，不要“死桩”
一个桩“活”着，但它已经“死”了——这形容的是充电桩“建而不运”的情况。
如果说选址正确与否是一根充电桩能否“存活”的基础，运营维护则是保证它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在南方某地，记者就看到一处充电站内，两台外观完好的快充桩处于不能使用的熄灯状态。
相比于城区，运营维护乡村地区的充电桩，难度在于点位分散，人力、时间成本较高。
在萧山区，“四镇五村”充电桩站点的运营维护工作由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充电班运维班长单达负责。每半个月左右，他会带领工作人员来巡查一次，碰上节假日或寒潮之前，还会增加巡查次数。5村16个点，需要花费1包養網排名-2天时间。
“我在梅林村这边给汽车充电，你们这个充电枪怎么锁住了？”前段时间，单达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他说：“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在接到电话一个小时内，到现场为用户处理问题。”
运营方也在积极探索一些适应乡村市场且性价比高的运营方式。王思斌说：“平常会请村里面帮我们注意一下设备的维护情况。”秦继光的浙江智包養平台推薦充电力还在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处理的基础上，探索出跟常用车主合作的运营维护模式。他说：“我们会远程指导他们帮忙处理一些小故障。他们得到一定优惠，我们也节省了人工、交通等各种成本。”
而为了避免充电桩“建而不运”，浙江已上线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台，并提出了“找桩快、费用省、服务优”的“快省优”评价指标体系，对运营商和场站进行系统性评价。
“我们最新的要求是所有新建的桩，要先签承诺书，保障三年运营维护，才给你发补贴。”杜国伟解释，“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判定运营维护服务是否优质。比如，如果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低、坏桩率高，说明质量不行；如果桩发生故障，平台会给运营商派发工单，通知维修。如果运营商长期不响应，那么他们就会被打上不合格运营商的标签。”
将运营情况与补贴绑定的做法，也是浙江省做大农村市场规模的方式。据杜国伟介绍，未来浙江省计划将补贴分为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两种，建设补贴用于补贴初始建设成本，运营补贴根据电量和充电桩的利用率，对补贴水平进行分档。
“我们是翻倍补的。”王宇波说：“在杭州，城区充电桩每千瓦最高补200元，同类项目农村则翻一番，每千瓦补不超过400元。大家可能会因为补贴标准高而更愿意去农村建设，都撒胡椒面就没有意义了。”
也有人向杜国伟和王宇波提出，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地区都打包给一家运营商来做，这样岂不是更好管理？
秦继光也表示，希望地方能给予企业较长年限的独家经营权。“因为前期的投入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用。如果能看到‘先行者’的付出，后期适当地给一些回报，我觉得这样更加公平。”他说。
事实上，目前，海南省采取的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尝试的两种不同路线，哪种方式更好一点，现在仍在摸索中。”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说。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这种统建统运的方式，它的好处是好管理，但坏处是，你现在可能不赚钱，但过两年如果赚钱了，统一运营就好像只让一家赚钱。”杜国伟说：“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靠市场的力量是能把它建起来的。”
“政府可以撮合，但是千万不要去指定。”他补充道：“有些地方你如果确实要采用统建统运的方式，你就要找实力强的运营商，要‘肥瘦搭配’，效益好坏的点位都得做。”
而说到底，充电桩下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盈利。
按照杜国伟手里的时间表，浙江的目标本来是到2025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不少于2万个公共充电桩。据他透露，这个目标是以往年新能源车保有量、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增速为基础，综合考虑未来增速决定的。但最近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底，浙江全省已累计建成乡村公共桩3.6万根，2023年新建乡村公共桩1.7万根，提前完成了目标。
“说明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后，企业是愿意大量地去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杜国伟分析。
这个意愿有多强？
只要180块钱，秦继光说，一根交流充电桩一个月只要能有这个数字的利润，他就认为可以去投资建设；4-5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去年开始，这位民营企业家带着在浙江的经验，到江苏、江西、湖南等省份，准备进行乡村地区充电桩的投资建设。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遇到一两次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投资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看到这里有充电桩而想到，我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能源车了？”秦继光说。
“你觉得桩最后能等来车吗？”记者问秦继光，“可以！”他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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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题：保持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
新华社记者许苏培
近段时间，某些美国媒体炒作“中国不可投资”“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撤离”，声称西方公司感觉在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有机会。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有没有机会，跨国企业最有发言权。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国际餐饮巨头近年来持续增设中国门店；苹果公司近日宣布追加在华投资；GE医疗表示未来3年在华研发投入将再翻一番；中国德国商会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超九成受访包養網價格德企计划继续扎根中国市场，过半德企计划今后两年增加在华投资；就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夕，跨国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宣布：投资4.75亿美元在华新建小分子药物工厂，上海成为其第五大全球战略中心……持续流入的外资表明，中国依然是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某些西方媒体炒作的“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有机会”并非事实全貌。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综合实力日益增强，外企在中国面临的市场竞争自然也在加大，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过去，中国人力成本相对较低、行业竞争度相对不高，外国企业凭借技术管理品牌甚至资金成本等比较优势能够取得较高投资回报，如包養今却要为此付出更多努力，中外企业公平竞争是大势所趋。早在十年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指出，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品牌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不断进步的本土企业如今也加入市场竞争的行列，中国消费者也不再仅仅因为是洋品牌就“买买买”，而更包養平台推薦看重品质和服务。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理认为，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企业经历了二十多年高速发展，目前已进入自我审视、重新布局的阶段。
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市场，规模更加庞大，市场结构和形态更加优化，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投资机遇更加丰富。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表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具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市场，美资企业在参与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能学到很多，如果美资企业想维持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那就必须要“在中国”。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铭博说，德国企业普遍看好中国投资环境，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因不在中国发展而失去全球竞争力”。“在过去30年里，中国企业向德国企业学到很多东西；而现在是德国企业向中国伙伴学习的时候了。中德两国包養網可以开展更多合作互鉴。”
可口可乐前老板郭思达曾戏言，1981年4月15日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那是这家公司在新中国首条瓶装生产线投产的日子。过去40多年来，跨国企业蜂拥而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和获益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同样需要包養中国。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人们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意愿和行动。只要投资者不为“脱钩断链”论调所惑，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一定是机遇。
淄博烧烤、东北铁锅炖、天水麻辣烫，包養这两年一个接一个城市因特色美食而迅速火出圈。一道地方特色菜带火一座城。吃什么？去哪儿吃？这不仅仅是文包養旅产业的焦点，它本身就是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商务部：22项具体政策措施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将指导地方发展社区餐饮、老年助餐、地方特色餐饮、乡村休闲餐饮等业态，创新餐饮业消费场景。
《指导意见》从七个方面，包括提升餐饮服务品质、创新餐饮消费场景、增强餐饮业发展动能、弘扬优秀餐饮文化、促进绿色发展、优化餐饮包養網價格业营商环境、加强组织保障等，提出了22项具体政策措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跟踪落实成效，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亚东：建设平台载体，培育一批中华美食街区，指导地方发展社区餐饮、老年助餐、地方特色餐饮、乡村休闲餐饮等业态，创新餐饮业消费场景；完善餐饮业标准体系，推进餐饮数字化赋能，积极推动中餐“走出去”。
此外，还将加强宣传引导，坚决制止餐饮浪费，总结推广各地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做法和典型经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复苏明显 去年“下馆子”花了5.29万亿元
2023年我国餐饮业明显复苏，全国餐饮收入达5.2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13.2%。尽管复苏明显，但是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目前，餐饮服务仍然存在发展方式粗放、安全基础薄弱、发展环境不优等问题。
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日常消费，不少人外出就餐会选择有品牌的特色餐饮连锁店。我国的大型餐饮企业的连锁化率在80%左右，中小型的品牌企业连锁化率在50%左右。可以说，品牌化是老百姓信任餐饮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尺度。
去哪儿吃：社区餐厅成餐饮消费新场景
说到餐饮消费的新场景，眼下，社区食堂成了不少居民的选择。
在江苏扬州的九龙湾社区，每到饭点，社区餐厅便逐渐热闹起来，不少居民陆续到这里排队用餐。这个社区住着近3000多位老人，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老人有着助餐需求，社区餐厅便成了他们的用餐首选。
江苏省扬州市九龙湾社区居民 周新梅：口感挺适合老年人的，菜烧挺烂的，又不是很咸，比我们在家里烧得好吃。
在四川省江油市川矿社区，社区餐厅最初的想法是服务老年群体，没想到不仅留住了老年人的胃，也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在河南郑州，社区餐厅逐渐衍生出了社交功能，成了社区居民们的线下“朋友圈”。
去哪儿吃：社区和乡村餐饮 发展潜力足
除了连锁餐厅、特色小吃，当前，餐饮供给结构可以说是出现了更加细分的变化，那么，不同的餐饮消费场景，尤其是社区餐饮、乡村休闲餐饮，如何深挖潜力？
《指导意见》提出，盘活社区闲置空间资源，支持设立早餐店、老年食堂等社区餐饮网点，鼓励地方向提供社区老年人供餐、助餐服务的有关机构给予适当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 荆林波：包括老年人的便利的这个坡道，进入餐厅要有坡道，要有升降电梯，甚至针对老年人推出老年人的食谱。因为老年人是要低油低糖，那就是要在特定的区域要拨付一定的场所、低的租金，满足公益的餐饮的服务，这个是政府必须下力量。
鼓励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下沉发展，挖掘县域餐饮市场潜力。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培训、场地等支持政策，引导专业人员包養網返乡入乡创业，发展乡村休闲餐包養饮。
餐饮消费如何再挖潜？
从总体来看，餐饮业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10%以上，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可以说，餐饮业是透视消费活力的重要窗口。那么，此时发布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将能如何深挖餐饮消费潜力？戳视频，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萨的分析。
农历甲辰龙年将至，习近平总书记赴天津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看变化、听民声、送祝福，把温暖带到百姓身边。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新春佳节，无论国事多么繁忙，习近平总书记都要抽出时间，不辞辛劳深入基层。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春节足迹，跨越万里山河，回忆12年来的温暖瞬间，感受人民江山的幸福年景，见证神州大地的气象万千。
他行之所向，皆是心之所系。行程万里，情怀如一。
温暖的牵挂
冬日的天津，道路两旁灯笼高挂，大街小巷车水马龙。
在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村民在院子里挂“福”字（2024年2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2月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一到天津，就前往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察看灾后恢复重建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第六埠村是天津防洪要害之处，受去年7月底8月初极端降雨影响，这里一万多亩田地被淹。
受灾地区群众温暖过年，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怀。
“总书记来到家里和我们拉家常，从受灾情况、灾后补贴到孩子上学、家庭收入，他问得既细致又深入，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村民杜洪刚说，洪水退去后，政府第一时间帮助村民们翻修蔬菜大棚，很快就恢复生产。现在，自家大棚里种植的芹菜即将迎来丰收。
村广场上，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点缀出浓浓年味儿，“烟火气”里升腾起新的希望。
群众能不能平安回家过年，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牵挂于心。
处于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关键节点的郑州东站，旅客熙熙攘攘，奔赴家的方向。
“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第二个春运，今年出行需求大释放。高峰期，每78秒就有一趟高铁从这里驶出。”客运值班员张华说，今年春运以来，郑州东站每天迎送旅客近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在郑州东站候车大厅“心馨”党员服务台，旅客在咨询乘车事宜（2024年2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郝源 摄
“去年春节前夕，总书记和我们视频连线，嘱咐我们精心组织调度，严守安全底线，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出行。在视频中看到总书记的亲切面容，我们备受鼓舞。今年车站增加了升降式安全防护设备等新设施，让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张华说。
为应对雨雪冰冻天气，郑州东站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做好防寒物资增配补充，全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浓浓的年味儿里，凝聚着最值得珍视的情感。
海拔2400多米的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村民们正在排练“村晚”，欢笑声响彻广场。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村民在排练节目（2023年1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烂泥沟，吃水都困难。
2013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绕过九曲十八弯，来到“瘠苦甲于天下”的定西，走进村民马岗家破旧低矮的土坯房，看到墙根的水缸，舀起一瓢水。
“水是从村里的山泉挑来的，瓢上还有陈渍，总书记没有犹豫就喝了下去。”马岗的孙子马海龙至今难以忘怀，“总书记关心我们能不能喝上安全水，心里装着老百姓。”
如今，元古堆村水通、路通、网通，党参、当归、百合等经济作物遍布沟梁。昔日“烂泥沟包養”脱胎换骨。
元古堆村村委会主任郭连兵说：“总书记鼓励我们发扬自强自立精神，找准发展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发展起特色种养业和乡村旅游业。现在大伙努力挣光阴，日子攒劲得很！”
村里看到“尔滨”火了，也学着搞文旅建设，不久前建成一座冰雪乐园，成为新的风景线。郭连兵笑着说，眼下大家自发编排“村晚”庆祝新生活，老曲新调里，唱的都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祖国的万水千山，镌刻着最深情的牵挂。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
2017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德胜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在村民徐海成家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算扶贫账、谋脱贫计，鼓励大家要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技术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德胜村一处育种室内培育微型马铃薯瓶苗（2024年2月4日摄）。新华社发
德胜村马铃薯产量稳步提高，去年产值达1200万元，人均收入超2万元，比几年前翻了几倍。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变成“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徐海成一家日子越过越红火，女儿徐亚茹学成后回乡发展，担任德胜村党支部委员。她用年轻人的眼光谋划着进军电商平台，打响“德胜品牌”。
徐海成端出刚炸好的“开口笑”：“现在的日子就好比这个小吃，热气腾腾、‘笑口常开’！”
温暖的牵挂，深情的嘱托，都已化为百姓的幸福生活。
陕西梁家河，白雪覆盖山峁，人们正忙着置办年货。
9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带着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肉制品，还有春联、年画，回到这里，看望父老乡亲。“近平回来了！”村民们激动地围拢到总书记身边，争相向他问好。
“总书记在梁家河插队当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责任心，有担当！”说起“老朋友”，70岁的梁玉金难掩激动。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乡亲们从苹果树上“摘下”小康生活，吃上了“旅游饭”。2023年，梁家河村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曾经在外打工十多年的梁玉金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超市。旅游越来越旺，钱包也越来越鼓。“去年收入20多万元，光景美着咧！现在我最大愿望就是盼着总书记再回我们梁家河转一转、看一看……”
在梁家河发展旅游的带动下，村民们开农家乐、卖土特产、到村办企业上班，过上了“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奋包養进的力量
井冈春早。
茅坪镇神山村村民彭夏英贴好春联，看着自家二层小楼的喜庆门楣，红了眼眶，思绪闪回当年——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顶风冒雪，沿着湿滑的山路辗转来到这里。
“从门外走到里屋，总书记一直握着我的手，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热乎着呢。”温暖的场景让彭夏英记忆犹新。
那时她家还是贫困户，住土坯房。“总书记从客厅到厨房、卧室、厕所，一间一间屋子看，一点一点算脱贫账，鼓励我们要树立信心脱贫致富。”
这份特殊的“新春关怀”，为红色圣地井冈山注入无穷动力。
人心齐，泰山移。2017年2月，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摘帽”的贫困县。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村民在悬挂灯笼（2024年2月5日摄）。新华社发（李劼 摄）
循着总书记的春节足迹，我们看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动人画卷徐徐铺展。
如今，神山村通往外界的盘山公路畅通无阻，神山红色文化新业态方兴未艾，合作社蒸蒸日上，精品民宿遍布乡间……绿水青山成色更足，乡村振兴气象更新。
“这几年家里盖了民宿，买了新车，两个儿子都成了家，还添了小孙女，喜事越来越多，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不晓得总书记要是再来还认不认得出我们嘞！”彭夏英眉开眼笑，“请总书记放心，老区人民的日子好了，还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循着总书记的春节足迹，我们感受到人民领袖同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心贴心的深情厚谊。
寒风凛冽，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唐城际铁路运潮减河隧道盾构段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在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运潮减河隧道内，施工人员在拼装管片（2024年2月4日摄）。新华社发（中铁十四局供图）
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测量主管李维川坚守一线，作为“盾构机的眼睛”，为“大国重器”地下掘进保驾护航。
“从一名农民工成长为高级技术人员，是总书记的关怀激励我成长。”眼前的隧道仿佛联通了时空，带李维川回到11年前的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沿着狭窄的工梯下到20多米深的地下作业平台，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刚参加工作的李维川站在工友的队伍里，离总书记那么近，他感到特别幸运。
“总书记说，发展公共交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殷殷嘱托，在李维川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11年来，他扎根一线，奋力打拼，参与了16条盾构隧道的测量任务，并在2021年一次性通过施工行业最高执业资质一级建造师的考试。
“今年是项目施工关键年，计划年中实现全线洞通，为京唐城际铁路项目2025年底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展望未来，李维川信心满怀，干劲十足。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基层劳动者的关怀始终如一。正是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
2019年2月，也是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前门石头胡同的一家快递站点，看望正在工作的“快递小哥”。
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快递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当时，快递员刘阔和他的同事们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叮嘱，倍感振奋。“跟总书记握手时，我心里特别温暖和感动。我觉得，平凡的‘快递小哥’也是光荣的职业！”
这个在河北农村长大的“85后”小伙子，负责派送快递的区域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字画街——琉璃厂古文化街。“现在是快递高峰，每天要配送200多件，从早忙到晚。今年过年就在北京，保证春节快递不停。”
北京市琉璃厂古文化街一景（2024年2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总书记一心为民。见到总书记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也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刘阔说，他一直牢记着总书记的话，努力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工伤保险、职业伤害险让我们没了后顾之忧。多亏了北京市配套的人才引进落户政策，我的孩子去年来北京上学读书了。”
暮色里，刘阔开心地跨上电动车继续穿梭于大街小巷，身后闪烁着万家灯火。
循着总书记的春节足迹，我们听到梦想拔节生长的声音。
内蒙古呼和浩特，聋哑女孩王雅妮正忙着为新学期备课。
成为一名教师是王雅妮从小的梦想，点亮这一梦想的是数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她的那次会面。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住在这里的孩子。王雅妮正是其中一个。
“见到习爷爷那一刻，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心里特别激动。怎么也没想到习爷爷大过年的竟然会专门来看我们。”时隔10年，提起当年的情形，王雅妮仍历历在目。
王雅妮（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与同事交流（2024年2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总书记鼓励她好好学习、学业有成。她情不自禁伸出右手弯了弯大拇指，向总书记“说”谢谢。总书记也伸出手做了包養網同样的动作，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习爷爷让我认识到，我们都是他疼爱的孩子，都应该为梦想努力奋斗。”
感受着社会温暖长大的王雅妮，变得自信，也愈发勤奋。她的眼里总闪着光，脸上挂着笑，将青春绽放在特殊教育的三尺讲台上，努力将这份温暖传播出去，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孩子实现梦想。
美好的期盼
山西平遥，红红火火，年味渐浓。
读春联、赏花灯、逛非遗市集、看社火巡演……“中国年”活动拉开大幕，四海宾朋尽情感受古城魅力。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座“活着的古城”，沿街巷察看古城风貌，走进平遥牛肉店、推光漆器店、东湖老醋坊，了解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展特色经营情况。
漆器店内，各式各样的推光漆器琳琅满目，流光溢彩。“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元素增添了新年的喜庆氛围。
“总书记非常关心非遗传承发展，详细了解了推光漆器的制作工艺，叮嘱我们要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宝，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宏源泰漆器有限公司经理王辉明回忆说。
“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
深厚的文化积淀，让千年古城历久弥新。
目前，涉及平遥古城121条街道30.22公里的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全面完工，古城环境大为改善。2023年，推光漆器产业实现产值翻番、利润翻倍，非遗品牌更具生命力和竞争力。
行程万里，文韵悠长。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也把文化的力量注入百姓心田——
在内蒙古，按照蒙古族习俗，用无名指蘸上用银碗盛着的鲜牛奶轻弹三下，祝福来年风调雨顺，五畜兴旺，人民幸福安康；在北京，同胡同里的老街坊们一起包饺子、贴福字；在云南，敲响佤族祝福木鼓……新春祝福寄托美好期盼，唤起心与心的共鸣、情与情的交融。
昆明滇池，阳光和煦，鸥鸟成群。
游客在昆明滇池边投喂红嘴鸥（2024年1月17日摄）。新华社发（刘元嵩摄）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维薇带着8岁的双胞胎儿子漫步岸边绿道，边走边给孩子讲解：“天上飞的是红嘴鸥，水里游的是白骨顶鸡……”
曾几何时，滇池这颗“高原明珠”成为我国受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调研期间，特意来到滇池了解情况，强调：“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
游客在昆明滇池边游玩（2024年1月13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全面深化河（湖）长制、修复滇池生态系统、科学划定滇池流域生态空间……实现“生态蝶变”的滇池，如今重新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包養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老百姓的幸福感来自哪里？就来自良好的生活环境。”总书记朴素的话语道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贵州山区，“中国天眼”凝望星河。
春节临近，37岁的FAST测量与控制工程师孙纯正在紧张地制定观测任务，与她并肩战斗的还有近百名同事。
对奋战在科技创新一线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们，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厚望。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亲切会见了“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大家以南仁东先生为榜样，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加快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在一些领域要保持领跑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勉励时时回响在耳畔，让我感到重任在肩。”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姜鹏说，工作人员全年无休、日夜坚守，换来了“中国天眼”性能的不断提升。近年来，“中国天眼”成果频出：首次在射电波段观测到黑洞“脉搏”、发现迄今轨道周期最短脉冲星双星系统、探测并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样本……
2023年2月13日，姜鹏（左）在贵州“中国天眼”的反射面板下与工作人员交谈（维护保养期间拍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高水平管理和运行好这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盼，正在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中化为累累硕果。
四川大凉山，彝族女孩吉好有果清亮悠扬的歌声在天空回响。
她梦想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梦想的发端，始于2018年。
那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坡陡沟深的盘山公路，来到昭觉县三河村吉好有果家中。
俯瞰四川省昭觉县三河村新居（2024年2月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得知吉好有果喜欢唱歌包養網，习近平总书记问她：“要不要唱一首啊？”小姑娘爽快地回答：“要！”话音刚落就唱起在学校学的《国旗国旗真美丽》。纯真的歌声打动了在场的人们。习近平总书记带头鼓掌，称赞她唱得好。
“习爷爷鼓励我好好学习，我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朝着梦想努力。”吉好有果说，“家乡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己也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您……”去年举办的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吉好有果又一次唱起熟悉的旋律。美妙的歌声飞出大凉山，飞向全世界……
“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用一串串坚实的足迹，印证着“人民至上”的不变宗旨，彰显了“我将无我”的崇高境界，诠释出“不负人民”的永恒初心。
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正向着崭新的春天，奋进！
文字记者：史竞男、王秋韵、王思北、王鹏、董博婷、宋瑞、翟濯、王朋、秦婧、梁爱平、赵鑫虎、范帆、张骁、陈旭、魏婧宇、王学涛、丁怡全、欧东衢、尹恒
编辑：王绚、吴晶晶、张爱芳、包昱涵、贾伊宁、杜潇逸、陈海通、郑雅宁、侯帮兴、胡碧霞
统筹：曹江涛、王洁
眼下，熬过漫漫寒冬的嫩芽钻出泥土，给大地染上一层新绿，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等野生动物处处可见，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铺展眼前。
“咔嚓”一声，枯枝断裂，细微的响动引起黑颈鹤的警觉，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屏住呼吸，稳住步伐，待黑颈鹤放松警惕，他缓缓举起相机，捕捉下了它们彼此梳理羽毛的珍贵画面。
孙建青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已有17年，他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一点一滴：从2016年起，青海湖水鸟全年统计总量年均增加5万余只，到2022年，总量已达60.6万余只，并有235种鸟类登记在册，其中不乏黑颈鹤、大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仿佛是一块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蓝宝石”，晶莹剔透，极目远眺，水波浩渺，无边无涯。像孙建青一样，还有许多生态守护者潜心呵护着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护鸟——
“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青海湖北岸，鸟岛，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的2条从此经过，这里是水鸟繁育之所，也是孙建青坚守17年的地方。
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前，孙建青是一名军人，虽常年戍守在边疆，但初次登上鸟岛，还是惊讶于这里环境之艰苦：海拔3300米，高寒缺氧，每天任务是巡护监测，饿了啃块馒头，渴了喝口凉包養水。“抱怨，抵触。”他坦言，直到第一次见到水鸟。
“人与鸟对视，鸟的眼神特别纯净，它们羽毛的颜色，任何颜料都调不出来；它们争巢、求偶、繁衍，无不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孙建青感慨地说，“当兵时，面对茫茫戈壁，心中燃着的是保家卫国的激情，护鸟也是一样，望着湛蓝的青海湖，心中是做好生态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自此，每天清晨和傍晚，在观测光线最好的时刻，孙建青统计鸟类数量，记录其行为习惯，攒了几本厚厚的观测记录。保护区工作步入正轨之时，他和同事们意识到，鸟类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三者息息相关，“要想从根本上守护青海湖水鸟，需要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深入研究水鸟的迁徙路线便是科研项目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有一次，为了给捕捉到的水鸟戴上有定位功能的环志，孙建青不小心踩进沼泽，等同事赶到，淤泥已淹到胸口。拉着同事抛来的绳子，他缓缓地从泥潭中拔出双腿后，第一件事便是让同事去查看水鸟的情况。“时间久了，鸟儿会有应激反应，很容易伤害到它们。”孙建青自责不已。
对待鸟类，孙建青饱含深情。2017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牧民气喘吁吁，激动地说自己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大天鹅。孙建青和同事急忙赶往现场，简单包扎伤口后，不顾淤泥肮脏，轻轻把它抱回了救护站。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大天鹅伤势恢复很快，不到一周就重返蓝天。
“借助持续性的综合研究，我们不仅掌握了青海湖水鸟数量、种类等的变化趋势，还了解了栖息地生境质量等信息，这都为更好保护提供了规范、有效、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撑。”孙建青说。
护鱼——
“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
湟鱼是青海湖的特有鱼种，因全身裸露无鳞又被叫作青海湖裸鲤。
在河水和缓处，青海湖裸鲤积蓄力量，猛地摆动身躯，高高跃出水面，跨上一级台阶，向着河流上游的产卵地进发。每年6月下旬起，在沙柳河、黑马河等汇入青海湖的河流中，总能见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
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生态链中的核心物种，仅分布于青海湖及其湖周河流。过度捕捞加之生态环境破坏，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在2000年左右降到历史低值，仅存不到3000吨。近年来，通过拆除拦河坝、修建洄游阶梯、加强管护等手段，其资源蕴藏量不断提升。
“但在自然状态下，雄鱼精子只能存活20秒左右，自然受精成功率仅有2‰，仅靠自然恢复，难上加难。”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副主任祁洪芳1989年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青海湖裸鲤的繁育工作，她介绍说，“依靠增殖放流，人工向入湖河流中投放裸鲤幼体，能更有效地增加种群数量。”
只见她站在河水中，熟练地挑选发育到性成熟阶段的雄鱼和雌鱼，轻轻挤压腹部收集精子和卵子，使之结合为受精卵。经过150个小时的悉心照料，受精卵便可孵化为鱼苗，祁洪芳习惯称之为“水花”。次年6月份，“水花”长成10厘米左右的幼体，便可开展放流工作。
“青海湖裸鲤对水流速度十分敏感，能感知到‘祖先’的河道，布哈河、黑马河等河流中都形成了特殊的品群。”祁洪芳告诉记者，“因此，为了遵循自然规律，从哪里采集的受精卵，孵化成功后就要投回哪里。”
据统计，2002年起，救护中心累计投放人工繁育的青海湖裸鲤2亿多尾，其资源蕴藏量由2002年的2600吨恢复至2022年的11.41万吨，数量大大增加，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祁洪芳率队开展的渔业资源监测工作。2005年的一天，她和同事乘船深入青海湖取样，突如其来的狂风使船撞上礁石搁浅，船舱里进了水，所有人乱作一团，祁洪芳急忙安排大家穿好救生衣，站到甲板上，最终在渔政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
“工作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正如青海湖裸鲤洄游一样，水流再急，也要力争上游，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为建设‘大、美、净、好’的青海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包養祁洪芳表示。
护水——
“水生态研究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
近年来，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持续，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淹没了大片湖滨草原。这片土地富含的氮、磷等元素逐渐释放，加之水深较浅，阳光直射湖底导致温度升高，就变成包養網了刚毛藻生长的天然“温床”。
“刚毛藻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其一旦死亡漂浮，就会腐败变质，污染水体。”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干部赵邦明说。
针对刚毛藻季节性爆发的情况，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管理局采用“机械+人工”结合的模式打捞，可来年同一片水域，又会长出刚毛藻。“刚毛藻得边治理、边研究，首先就要掌握每平方千米的生物量。”赵邦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拿着60厘米见方的篮子，强忍着恶臭，一点点测算出了准确数值。
紧接着，管理局与专家相互配合，进一步了解了刚毛藻特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气温降低，刚毛藻的生殖细胞会转化为厚壁孢子，次年气温回升后萌芽，因此我们增加了秋季的打捞量，以降低次年的初始生长量。”赵邦明介绍，“此外，刚毛藻需要附着在原生基质上才能生长，我们通过切除水下植物和覆沙的办法，干扰其在原生基质上着生。”
据了解，2018年起，青海省累计投入9500万元治理刚毛藻，在青海湖新生淹没区面积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刚毛藻水华面积持续缩小，取得了显著成效。
刚毛藻打捞完毕，如随意堆积在岸上，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刚毛藻如何资源化利用是一直萦绕在赵邦明心头的难题。在管理局的积极对接下，赵邦明和同事们联系了有机肥加工厂，使刚毛藻成了制作新型有机肥的重要原材料，经测试发现，肥效较一般有机肥更好。
为更好保护青海湖水生态环境，管理局和科研机构在青海湖岸及入湖河流设置了86个水样监测点，赵邦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陪同科研人员实地取样。“全走下来得近2000公里，6年间行程超过4.8万余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赵邦明说。
2020年5月，赵邦明一行人前往青海湖西南侧的泉湾水质监包養網测点取样，道路崎岖难行，无奈只能步行，一路狂风大作，吹得人东倒西歪，等回到车上，同行4人中已有3人出现了感冒症状。回到实验室，他们顾不上休息，连夜分析水样，“时间一长，水质会发生变化，等不到天亮。”赵邦明说。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及我国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如今，在“赵邦明们”的呵护下，哈尔盖河、泉吉河、布哈河等8条入湖河流监测水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有专家曾说，水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越长，科研成果越丰富，越能揭示本质规律，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赵邦明说。
护林——
“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面庞黝黑，不时用双手扒开树枝查看生长情况，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株得补点水，明年会窜一大截……那几株栽得有些密了，明年得移一下……”她便是青海省海晏县草原站林业工程师石德荣。
这里是青海湖东北岸的克图沙区，与青海湖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20世纪50年代起，过度放牧加之气候变化，沙区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蔓延。“那时，一张包養網嘴就能咂摸出沙子的味道，沙尘暴一来，风吹得脸蛋疼，能见度还不到50米，一开始到这里参加绿化工作时，心里也犯怵。”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人工林，石德荣回忆往昔。
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赶”走石德荣。她和工友们背上干粮、搭起帐篷，“黄沙在哪里，我们就驻扎在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但没过多久，她们就遇到了难题：刚栽下去的树苗，虽能成活，但没几天就被沙子掩盖，再也钻不出来。
“要治沙，先得固沙”。专家们拿出了设置草方格沙障的方案。“稻草的柔韧度远优于麦草，但青海高寒，不生水稻，得从湖北、江苏等地购买，一亩要300斤，成本很高。”石德荣犯了难，“不过好在县里积极争取，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等工程相继落地，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现场，石德荣拿起一把工人们自制的平板铁锹，在平铺的稻草中间用力一压，稻草两端竖起并拢，中段深入地下，“方格的一边就栽好了，一般地下五六公分，地上20公分，效果最好。”石德荣用手一指远处的草方格，“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在人工林中，石德荣如数家珍：“沙蒿、柠条、乌柳，别看长得小，每一株都至少有5年的树龄。”她向记者传授种树的诀窍：“每年四五月份才能种树，在沙地栽树，要挖深坑，1米左右的青杨插杆要用河水浸泡20天，等根部长出白芽才能栽种。种下后还要把枝条剪短，减少养分消耗，成活率能达到90%。”掌握了技巧，还得有耐心。“别看刚栽下去的树不见长，三五年之后，一年一个样。”石德荣骄傲地说。
“种树只是第一步，造林结束后还要进行围栏封育等，这是一项长期工作。”石德荣自豪地说，“往年，沙尘暴持续两周是常事，如今，一个月下了五六次雨，环境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