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題跋的閱讀包養金額方式
——以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題跋為例
作者：程章燦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10期
程章包養妹燦，南京年夜學文學院傳授，研討標的目的：古典文獻學、中國現代文獻文明史。
一、作為閱讀衍生文本的題跋
題跋既是一種文體（文類）情勢，也是一種文獻類型。無論從哪一個視角來看，題跋都是因閱讀而甜心寶貝包養網衍生的文本。明代文體學家徐師曾對題跋的歷史及其特徵有過如下論述：“題跋者，簡編之后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謂盡矣。其后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于讀也。題、讀始于唐，跋、書起于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分歧。”在概念界定的基礎上，他進一個步驟將題跋分紅四類：題、跋、書、讀。析言之，四類之項目及其側重點各有分歧，渾言之，則四類皆附于簡編之后，皆因“覽”“讀”而生，都是因閱讀而衍生的作品。對于閱讀史研討，題跋具有主要的意義。
關于題跋的來源，徐師曾提出，“題、讀始于唐，跋、書起于宋”。明代文體學家賀復征繼之，提出更為準確的說法：“題跋之體，始自歐、曾。”此處所謂歐包養管道、曾，指的是北宋學者歐陽修、曾鞏。歐陽修為加入我的最愛的金石拓本撰寫了許多跋尾，匯編為《集古錄跋尾》一書，其文集中還設有“雜題跋”一卷，所收多為詩文、書畫作品題跋，如《讀裴寂傳》《書梅圣俞河豚魚詩后》《跋晏元獻公書》《題薛公期畫》等，徐師曾所謂“題”“跋”“書”“讀”四包養網評價類，歐集應有盡有。曾鞏與歐陽修同有金石之好，文集中有“金石錄跋尾”一卷，與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恰成桴鼓相應之勢。此外，曾鞏還撰有《書唐歐陽詹集》，亦屬于題跋。從歐、曾二集看來，題跋之體由附庸而為大批，是由北宋士年夜夫之金石書畫加入我的最愛風氣以及金石學興起促進的。題後記字既可以施之金石，又可以施之書畫，還可以施之典籍加入我的最愛，既可以為加入我的最愛金石法帖書物題寫感言，又可以“因人之請求”“考古證今，釋疑訂謬”，其用處越來越廣，創作越來越茂盛，遂成為中國現代文獻的一個主要類型。
石刻題跋是題跋之大批，亦是正宗。在中國傳統石刻研討中，題跋又稱為跋尾。除了用“題跋”作為書名，良多金石家也習慣以“跋尾”冠其書名，如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清錢年夜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當然，還有一些金石學家在定名其題跋集之時，徑將“題跋”或“跋尾”簡稱為“跋”，如清人武億有《授堂金石三跋》。 石刻題跋、跋尾與跋，名異而實同，皆是石刻文獻的一種衍生形態，其存世數量極為可觀，可謂汗牛充棟。
石刻題跋重要有三種產生方法，其存在形態也各有分歧：少數題跋是直接書鐫于石刻之上的，例包養網車馬費如漢代《西岳華山廟碑》，其篆額處“擺佈有唐年夜和中李德裕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后代人將此類題跋連同原刻一路拓印下來，題跋也成為后代拓本的組成部門，前刻后跋融會為一，此其一。絕年夜多數題跋是題寫于石刻拓本之上，先有拓本，再有題跋，此類例包養網站子甚多，不勝枚舉。經過從頭裝裱，這種題後記字也成為新的拓本的一部門，古刻新跋，圖文并茂，此其二。還有一些題跋是在閱讀石刻或拓本之后“因感而有得”，落筆成文，寫于另紙之上。這類題跋既可以獨立存在，也便于被匯輯整合，再與拓本一路從頭裝裱。例如清人劉喜海（燕庭）向英和出示其收藏之《西岳華山廟碑》善拓，并邀請其題跋，英和謙稱“劣札惡詩，未敢書于冊末，另紙報命罷了”，但此跋最終還是被裱進拓本冊之中。至于這類題跋的文字，或被支出作者文集之包養平台中，或被輯進斷代或通代金石集之中，更能體現其可散可整、靈活機動的特點，此其三。從概況來看，這三種題跋的生產方法與存在形態明顯分歧，但從本質上看，它們都是對石刻文獻進行閱讀的結果。並且，從閱讀史的視角來看，這些題跋不僅可以說是閱讀的結果，也可以說是閱讀過程的生動記錄。
好書不厭百回讀，好的石刻亦不破例。歐陽修對其收藏的石刻愛不釋手，經常摩挲把玩，反復研讀，留下不止一篇題跋。在《集古錄跋尾》中，《后漢樊毅包養站長華岳廟碑》《北齊常山義七級碑》《隋龍躲寺碑》等碑刻，皆有兩篇題跋。至于一件石刻，經由統一時代甚至分歧時代的眾多學者先后閱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留下多篇題跋，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是以，後人研討石刻之學，不僅重視訪求遺刻，廣收善拓，並且非常重視彙集和研讀各家石刻題跋或跋尾。廣泛彙集石刻及其諸家題跋，將其刊刻出書，從而為研讀者供給便利，歷來被視為學術史上好事無量的善舉。清人王昶編撰《金石萃編》，既廣錄歷代石刻文字，又匯集古今各家題跋，金石學者莫不稱便，此書遂成為乾嘉時代金石學史上具有集年夜成貢獻的名著。在后來的金石學者中，重視匯輯一件石刻的各家題跋，并將其作為石刻文獻主要研讀方式者，亦不勝枚舉，此中較為凸起者為容媛和楊殿珣。容媛撰有《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遷表頌集釋》《漢郎中鄭固碑集釋》，又專門輯錄秦漢石刻各家題跋，撰成《秦漢石刻題跋輯錄》，影響頗年夜。楊殿珣為元以前石刻編制題跋索引，分門別類，編年擺列，撰成《石刻題跋索引》，嘉惠學林，流傳甚廣。要之，石刻題跋雖然不是石刻研討的原始文獻，卻可以說是石刻研討的基礎文獻，是石刻研討中一份不成忽視的學術積累。
前賢努力于石刻題跋的彙集匯輯，功不成沒，許多學者據此開展對題跋的比對閱讀，訂訛補缺，發掘題跋的文獻價值，貢獻之多，難以縷述。可是，石刻題跋作為石刻閱讀史的生動記錄，尚未惹起學界的注視，遑論重視。這不僅辜負了一千年來積累的豐富的石刻題後記獻資源，也辜負了閱讀史給我們供給的富有參照價值的理論視野。具體說來，石刻題跋中所體現的閱讀者的成分、閱讀特點與目標、分歧閱讀目光的交互等議題，都有待深刻探討。這是本文研討的緣起，也是其重要目標之一。
二、《宋拓蜀石經》及其題跋
劉體乾，字健之，安徽廬江人，曾加入我的最愛有《宋拓蜀石經》，因自號蜀石經齋。“丙寅（1926）四月，廬江劉健之以自躲本付印，發行處上海北河南路圖南里本宅，定價銀幣陸拾元。”此書題為《蜀石經殘本》，版權頁上還鈐有“蜀石經齋”之印，并標注“版權一切，不許復制”。本文選擇以包養網推薦劉體甜心花園乾舊躲宋拓《蜀石經》題跋為中間，從閱讀史的視角展開研討，重要基于如下三個方面的緣由。
第一，石經作為石刻文獻的特別性。
所謂石經，即石刻的經典。廣義的石經，包含石刻的儒、道、釋三教經典，而狹義的石經，則專指石刻的儒家經典。本文所謂石經，指的就是狹義的石經。“儒家經典由年齡戰國以致秦漢，言語南北，意義異轍，篆隸興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違行。漢武帝儒術獨尊、經典政治化之后，需求有統一文本，作為穩固政治的施政、教導和銓選之基礎。經籍由書于竹帛到鐫于碑石，多是基于文本歧異和政治需求兩個要素，熹平石經這般，正始石經這般，開成和嘉祐石經亦是這般，而廣政、紹興、乾隆石經或多或少亦與此相關。”縱觀國史，儒家經典先后七次被刻石立碑，順次為東漢熹平石經、三國魏正始石經、唐代開成石經、后蜀廣政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代乾隆石經，假如將北宋、南宋分別而論，亦無妨稱之為“七朝石經”。
上述七次石經刊刻耗費了大批人力物力，故皆須由當局組織投進，其屬于官方行為，并為官方的政治目標服務，是顯而易見的。至其所選經目與所據版本，更明確體現了官方意識形態與文明意圖。另一方面，石經與其他類型的石刻又有明顯的分歧。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將古今石刻分為墓碑、墓志、刻經、造像、題名題字、詩詞、雜刻等七類，石經列于刻經一類，此類石刻與典籍關系最為親密而直接。其他諸類石刻所刻皆為單篇或斷句，唯石經所刻是整部典籍，並且是對中國傳統思惟學術文明具有特別主要意義的儒家經典。作為官方認定的經典權威讀本，石經在中國書史上占有主要位置，也豐富了中國文獻文明史的內涵。
第二， 《蜀石經》的特別性。
盧芳玉曾將《蜀石經》的特點歸納綜合為如下五點：一是內容上“經注并刻”，情勢上“行款類宋包養網單次版古書”；二是規模上“字逾百萬，石逾千數，宏工巨制，絕後絕后”； 三是刊刻時間上“長達一百八十七年”，歷時最久；四是藝術上字跡“專精”，“書法優美”，五是時空上“出自一個處所割據政權，在我國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除此之外，我還想補充一點：在七次石經刊刻序列中，蜀石經剛好居于中位。這個中位既是指時間序列上的，又是指書籍史序列上的。就時間序列而言，蜀石經與后蜀王朝之間的政治聯系，最為惹人注視。后蜀作為一個決裂割據時代里偏安東北一隅的政權，其君相卻能尊經崇儒，努力于這般年夜規模的石經刊刻，尤其值得表揚。后蜀宰相毋昭裔作為蜀石經刊刻的掌管人，對于“刊書刻經”有著非同尋常的熱忱，與其為人好學而早年貧苦的經歷有關。“毋昭裔少年家貧，向人借《文選》《初學記》，人家有難色，他發奮曰：‘他年若能顯達，愿刻版印此兩書，以便學子。’毋昭裔做了蜀相后，不忘早年心愿，出資雇工匠刻印《文選》《初學記》兩書，并掌管了有名的孟蜀石經的鐫刻，刻成，立于成都學宮 ”，以方便全國士子抄錄研讀。
就書籍史序列而言，蜀石經正好處于從手本時代向刻本時代過渡的時間點上。自晚唐五代下至兩宋，成都一向是文獻生產中間，這一地輿佈景也同樣值得重視。早在晚唐時代，成都就在雕版印刷史上脫穎而出。宋人朱翌言“唐末益州始有墨板”，葉夢得則引《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已知的唐代印刷品實物，絕年夜多數刊印于成都。這為蜀石經刊刻奠基了文獻和文明的基礎。
蜀石經的刊刻年夜部門完成于后蜀廣包養女人政（938—965）年間，故包養甜心凡是被稱為“廣政石經”。實際上，蜀石經中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三經的刊刻完成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出于蜀帥田況之手，《孟子》刊刻完成于宣和五年（1123），成于益州太守席貢之手，而最晚刻成的《石經考異》和古文《尚書》，則遲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完成于有名學者和躲書家晁公武之手，由后蜀至南宋，前后持續230多年。假如考慮到蜀石經所據藍本是毋昭裔校訂過的唐代雍都舊本（年夜和本）九經，那么它完整可以說是融會唐、后蜀、宋（包含北宋和南宋）三朝經學的文明結果。從這個視角來看，稱其為“蜀石經”應該比“廣政石經”更為準確，也加倍公道。這是蜀石經與眾分歧、特別惹人注視的一點。
宋人于蜀石經貢獻之年夜是有目共睹的，是以在宋代學者眼中，蜀石經幾乎可以看作一部本朝人完成的石經，有一種當代經典的親切感。對于后人來說，蜀石經就更顯珍貴，“得一部宋板書籍，即視為善本，珍若拱璧，蜀石經乃五代十國時所刊，比宋板書籍還早，就此一兩片殘石上的文字和宋板書籍比較，已經有好幾處比宋板書籍好得多，可見蜀石經的價值”。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中的諸多題跋，都努力于爬梳宋人續刻、題詠和援用蜀石經的史實，以突顯蜀石經在宋代文明史中的奪目存在。是以，將書籍史的視角擴展到文獻史的視角，有助于論定《蜀石經》殘本及其題跋的特別文明價值。
圖1 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周禮》殘本
圖2 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左傳》殘本題箋
圖3 王樹枏為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左傳》殘本所作題跋
圖4 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左傳》殘本
第三， 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題跋的特別性。
蜀石經“拓本宋以后流傳甚少，雖至明內閣另有全帙，然清乾隆之后唯《詩經》《周禮》《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等殘本流傳于各家之手。平易近國初，劉體乾努力彙集，得《周禮》卷九、卷十、卷十二，《左傳》卷十五、卷二十，《公羊傳》卷二，《谷梁傳》卷六、卷八、卷九等殘卷，并于1926年影印出書，成《蜀石經殘本》八冊。后劉氏躲本于1965年由北京圖書館自噴鼻港輾轉購回”。自茲以后，劉體乾躲本一向弆于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后來改稱國家圖書館，劉體乾躲本仍收藏于該館。2021年，盧芳玉收拾之《國家圖書館未刊石刻題跋輯錄》在鳳凰出書社出書，此中據劉體乾躲本輯錄之“劉體乾舊躲宋拓《廣政石經》”，從第92頁至第221頁，首尾計130頁，占據全書將近一半的篇幅，可謂蔚為年夜觀矣。
據盧芳玉介紹，劉氏躲本《蜀石經》“共九冊，包含宋拓《蜀石經》七冊，《蜀石經題跋姓氏錄》一冊，陳氏木刻《蜀石經》一冊。采訪號為225001，1970年8月10日登記進躲”。這段介紹稱《蜀石經》共九冊，需求作一點辯證。1926年劉體乾將自躲《蜀石經殘本》影印出書，分裝八冊。2020年湖南美術出書社“據劉體乾輯平易近國來源根基年夜原色影印，分為四輯，精裝八冊。第一輯《周禮殘本》上中下三冊，第二輯《年齡左氏傳殘本》上中下三冊，第三輯《年齡公羊傳殘本》一冊，第四輯《年齡谷梁傳殘本》一冊”。湖南美術出書社影印出書時，除了將原書名《蜀石經殘本》改為《宋拓蜀石經》之外，其他“未做收拾，一如其舊”。從其四輯八冊的分冊題名仍存“殘本”二字之中，仍可看到1926年影印版的舊跡。1926年之后，劉體乾依然不斷玩賞、收拾自躲《蜀石經殘本》，編撰了《蜀石經題跋姓氏錄》，並且繼續邀請友人為之題詩作跋，如1928年王樹枏為題五律一首。以上一錄一詩，皆不見于1926年八冊本《蜀石經殘本》和2020年八冊本《宋拓蜀石經》。事實上，國圖躲九冊本比平易近國刊八冊本已多出一冊，內容、題跋數皆有所增添。有鑒于此，本文引錄題後記本，概以《國家圖書館未刊石刻題跋輯錄》為據（見表1，省略）。
國家圖書館躲有各類石刻拓本，“名家題跋累累，具有不成替換的文獻價值”，此中題跋最多的是劉體乾舊躲《蜀石經》。據盧芳玉統計，其“繪畫題跋達147款之多”。還有一種統計則稱劉體乾躲本“全篇題跋竟達三百數十首”，不知有何根據。據筆者統計，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各家題跋總計225條，此中包含題簽26條，觀款29條，以及其他各體題詠題跋170條，觸及人物超過100人，其時間跨度從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1928年，長達141年。系年未詳者只要47條，約占20%。這些題跋為研討宋拓《蜀石經》的閱讀史供給了一個資料豐富而個性鮮明的案例。
無獨有偶。羅聘《鬼趣圖卷》南海霍氏收藏本亦有清人題跋年夜約120段，其年月始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終于1918年戊午，橫跨152年，此中包含古近體詩、詞、文等各種文類。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題跋集與此同類，也由題耑、觀款、駢散記文、古近體詩以及詞體等各種題後記字構成。依照中國傳統文獻分類，這兩冊題跋集都可以歸進集部總集類，是圍繞統一主題題跋而構成的各體詩文總集。這是對傳統集部總集類的拓展，也是對中國現代文獻文明的弘揚和發展。台灣包養網
三、石刻題跋與閱讀者的被閱讀
一件傳承有序的名刻拓本，往往都有漫長的閱讀史，在對這樣的拓本進行閱讀之前，難免要對前代閱讀史有所回顧。在劉體乾舊躲《蜀石經》題跋集中，良多題跋者（讀者）回顧并梳理了前代的《蜀石經》閱讀史。在頻頻的回顧中，前代的閱讀者成為后代的被閱讀者，而《蜀石經》的閱讀史線索也被梳理得越來越清楚。例如，錢年夜昕在其增訂本題跋中提出：“南宋時，《蜀石經》無缺無恙。曾宏父、趙希弁輩述之甚詳，而元、明儒者絕無一言及之，殆亡于嘉熙、淳祐以后。”直到1923年，馮煦仍稱《蜀石經》“歷宋元明，具無著錄”。一開始，劉體乾對“《蜀石經》未見于元明著錄”之說也信以為真，直到1921年他偶爾發現明人徐�《紅雨樓題跋》中有《石經左氏傳》一則，欣喜不已，“亟錄于此冊，足征《蜀石經》拓本在明代已為珍貴矣”。至于1926年王國維等人考定明代內閣躲有《蜀石經》全拓，則更在其后了。總之，這些題跋中既有對前代閱讀史的回顧，也隱含著彼此交錯的古今兩條閱讀史的線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六日，翁方綱為《蜀石經·左傳》殘卷拓本撰寫題跋，并系以七古詩一篇。其時，此殘卷尚在陳芳林手中，百余年后才轉歸劉體乾加入我的最愛。這段題跋是這部題跋集中年月最早的。道光（1821—1850）中，陳芳林躲本轉歸梁章鉅所躲，梁章鉅之子逢辰特意“步覃溪師長教師韻”，題寫七古詩一首。假如說翁方綱題詩標志著清人以詩體題跋《蜀石經》的開端，那么，梁逢辰的步韻題詩就是有興趣將本身的題跋與本朝前賢的題跋傳統相連接。從這個角度來看，梁逢辰步翁方綱詩韻，也是一次對前代閱讀史的回顧。后來的王樹枏步黃庭堅詩韻，與梁逢辰步翁方綱詩韻可謂殊途而同歸。
1928年，王樹枏第三次為劉體乾躲本《宋拓蜀石經》題跋。該題跋含有一次對更遙遠的閱讀史的回看。從文體情勢上看，這次題跋實際上是一篇書信，后附五律一首，書信亦可視為五律詩之序：
健之仁兄道席：
屢奉惠書，只以老拙頹唐，懶于執筆，加以《清史》功課忙迫，急待成書，有日不暇給之勢。昨又惠我諸公題跋，已照唆使各節編訂矣。頃讀山谷《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五律一首，謹次其韻，賦呈我公一閱。身處危城，藉此消遣，不敢云詩也。至屬考訂《嘉祐石經》，則仍閣筆也。促，不宣。
曩年訪經石，風雨蜀宮冷。漢魏傳遺法，龜龍煥年夜觀。丹文出灰劫，墨寶豈叢殘。物已聚所好，心猶樂不盤（揚子云《逐貧賦》：“宗室之宴，為樂不盤。”《東都賦》：“樂不極盤。”）窮搜到嘉祐，高興勝居官（《論衡》：“玩揚子云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
弟王樹枏頓復，戊辰三月二十五日
黃庭堅《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詩》全詩原文如下：“成都九經石，歲久麝煤冷。字畫參工拙，文章可鑒觀。危邦猶勸講，相國校雕刊。群盜煙塵后，諸生竹帛殘。王春尊孔氏，乙夜詔甘盤。愿比求諸野，成書上學官。”對比上引王樹枏題詩，可知王樹枏次韻詩少錄“刊”韻兩句。《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詩》作于元祐三年（1088），其時黃庭堅“在秘書省兼史局”。所謂《成都石經》即《蜀石經》，可見彼時秘書省和史局躲有蜀石經拓本，並且便利閱讀。史容注此詩，引《成都記》云：“孟蜀時，偽宰相母昭裔以俸金刻九經于石，其《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校書郎周徳政書；《爾雅》，簡州平泉令張徳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所鐫。惟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后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年夜夫田況名。”可見對于蜀石經的相關情況，南宋初年人還是相當清楚的。王樹枏題詩蘊藉而奇妙地拈出黃庭堅閱讀《蜀石經》這一歷史事實，宋代閱讀者黃庭堅成為清代閱讀者王樹枏的閱讀對象，古今兩段閱讀史線索彼此交錯，王樹枏之閱讀也增益了深廣的時空與意義內涵。
每一次嚴肅的石刻閱讀，都含有對既往閱讀史的回顧，有時候，這類歷史回顧是充滿密意的。例如，王樹枏在戊午年（1918）所作題跋《蜀石經齋記》中，密意回憶昔年閱讀蜀石經的經歷：
往者余宰青神，門人陳萼卿示余《蜀石經·尚書》，凡三十六字。后歷八年之久，究搜博訪，求片石殘文，卒不成得。及余改官甘肅，以事至蘭州，偶見葉菊裳學使座上有以《蜀石經·左傳》一年夜巨冊求售者，索價甚高，菊裳既堅持之，余亦促返中衛而往。戊子（午）之秋，廬江劉君健之為余言，伊手躲《蜀石經·左傳》《周禮》《公羊》《谷梁》殘卷，都經注四萬六千余言，來日誥日出行篋中《左傳》相示，則蘭州所見故物也……《莊子》曰：往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況夫處今之世，而猶有拳拳謹記此事如健之者，其為喜不更可知乎？
王樹枏這段回憶的重點是其與《蜀石經》的因緣，也就是其往時閱讀《蜀石經》的經歷，連帶著提到其門人陳萼卿以及其友人晚清有名金石家葉昌熾。1902至1906年間，葉昌熾在陜甘學使任上，曾與《蜀石經·左傳》有一面之緣，但最終當面錯過。多年以后，當王樹枏重見此冊，其欣喜激動之情是難以克制的。
石刻及其拓本都具有物質的屬性，是以閱讀石刻及其拓本，與古物相對，不難喚起人們物是人非的感嘆。良多《蜀石經》宋拓本的閱讀者都選擇以詩詞或駢文等文體情勢，來表達本身閱讀包養合約之時的各種感歎。詩體情勢包含七絕、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以七古最為常見，此中包含七古的一種特別體式柏梁體。詞則有《齊天樂》《瑤華》《八聲甘州》《高陽臺》等詞牌，皆為長調。這些詩詞文題跋作品敘遞躲、講掌故、考經史，考據、辭章、情思兼而有之，展現了分歧的閱讀姿態。詩詞駢文講究辭章，其例甚多，不煩更舉。詩詞駢文中雜進經史考證，往往以自注方法出之，如周貞亮所題五古詩自注，就拔出不少閱讀史的考證：“宋乾道中，晁公武取《蜀石經》校唐版本經文，分歧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刻石”，“朱子《論語集注》引石經者，即謂《蜀石經》”。更惹人注視的是，王樹枏先后三次為此卷題跋，順次在戊午（1918）、乙丑（1925）和戊辰（1928），分別為散體的《蜀石經齋記》、駢體的《台灣包養蜀石經序》以及五律詩并序一首。三篇題跋采用三種分歧的文體情勢，顯然是王樹枏有興趣為之。分歧的文體，既是分歧的表達方法，也是分歧的閱讀視角，王樹枏有興趣通過文體選擇，力圖透過分歧的文體視角來表達本身的閱讀感觸感染。
對于名刻珍拓，一次閱讀顯然是不夠的。上述提到歐陽修對收藏的石刻拓本，如《后漢樊毅華岳廟碑》《北齊常山義七級碑》《隋龍躲寺碑》等，屢次研讀，留下不止一篇題跋。每次閱讀都能夠有新的發現，每篇新的題跋也都能夠有晉陞。丙辰（1916）十月，劉體乾為自家收藏《宋拓蜀石經》作跋，詳細敘述宋拓蜀石經流傳的經過以及最終匯聚劉氏蜀石經齋的艱辛歷程，自述甘苦，頗有價值。包養行情此跋后來改題為《宋拓蜀石經跋》，刊載于《四存月刊》1921年第5期。比對題跋集與《四存月刊》兩個版本，可以發現多處文字分歧。如原題跋稱唐開成石經“多為后人剜改”，而《四存月刊》改包養女人作“多為后人補鑿”；原題跋稱魏三體石經光緒中葉山東丁氏曾得片石，《四存月刊》“丁氏”改包養網dcard作“黃氏”；原題跋稱蜀石經《孟子》由席旦補刻，而《四存月刊》“席旦”改作“席益”，1923年劉體乾再作跋語，又以為當作席旦。諸包養網ppt這般類，紛歧而足。這是劉體乾題跋的兩個升級版，體現了從1916年到1923年劉體乾對蜀石經的閱讀的深化和晉陞。版本升級的過程，就是閱讀晉陞的過程。
閱讀的過程，有時候像牛吃草，初度閱讀，過目時間無限，往往來不及細包養網ppt細揣摩，只能將草先吞咽下往，過后重檢典籍，細加考索，有如牛之反芻，能給身體供給更多更好的營養。劉體乾躲宋拓《蜀石經》題跋集中有一個包養故事典範的例子。丙寅年（1926）仲夏之日，客居析津（北平）的王國維有緣閱讀到劉體乾躲本宋拓《蜀石經》，并根據拓本上所見“東宮書府”之印，結合傳世典籍《南唐二主詞》“阮郎歸”詞亦有此印，考定此印“自是汴宋包養網車馬費之物”，“蜀石經并有此印，當是北宋拓本矣”。其后不久，王國維再次反芻消化這次閱讀收獲的史料，并重點對蜀石經在元明時代的著錄與流傳作了考索，提出“內閣蜀十三經均系北宋末舊拓”，“蜀石經一線之傳，皆出于明內閣也”的主要觀點。其論證以《蜀石經殘拓本跋》為題，刊載于《實學》1927年第7期。此文不單發揮、充實了王國維自己前一題跋的論點，也超出了并世同儕的閱讀心得，為后續深刻研讀《蜀石經》打開了一扇新的視窗。同時，這兩種版本的題跋，還勾畫了王國維個人《蜀石經》閱讀史的痕跡。
四、石刻題跋與閱讀現場的重現
石刻是一種特別的閱讀對象，其閱讀方法重要有現場、拓本、文字三種，各具特點。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題跋集顯然屬于拓本閱讀。作為統一拓本共讀過程的記錄與展現，這部題跋集重現了《蜀石經》拓本的閱讀現場。
這個閱讀現場是由分歧時代的分歧閱讀交游圈構成的。劉體乾跋《蜀石經題跋姓氏錄》冊尾云：“《蜀石經》六冊，舊有覃溪諸公題跋、觀款四十四人。辛亥以后，余自乞瞿文慎諸君題跋、觀款又數十人，因考其爵里、著作為姓氏錄。”這些題跋可年夜分為兩類：一類是《蜀石經》歸劉體乾加入我的最愛之前已有的以覃溪（翁方綱）為代表的各家題跋，一類是歸劉體乾加入我的最愛之后新增的以瞿鴻禨（瞿文慎）為代表的各家題跋。前者所勾畫的是劉體乾之前的石刻閱讀交游圈，后者所勾畫的是以劉體乾為中間的石刻閱讀交游圈。這兩個閱讀交游圈的人員并不重疊穿插，但在這一部題跋集中，卻構成了統一空間的齊肩并列和重疊穿插，而后來的閱讀題跋者，也可以通過此一空間向前輩致敬、對話。
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包含《左傳》《周禮》《谷梁傳》《公羊傳》等多種殘本，原來分躲于諸家之手。例如，此中的《左傳》卷二十原為元和陳芳林舊躲，后歸長樂梁章鉅一切，所以今本題跋集中既有翁方綱、段玉裁、錢年夜昕、瞿中溶等人為陳芳林躲本所題諸跋，又有梁章鉅、朱綬、朱珔、梁逢辰等人為梁章鉅躲本所題諸跋。后來《蜀石經》殘本諸卷延津劍合，統歸劉體乾加入我的最愛，前后各家題跋匯歸一處，分歧時代的閱讀者匯聚于一個紙本平臺之上，象征著分歧的閱讀交游圈的會合。這是拓本閱讀史上一個風趣的現象，屢見不鮮。當加入我的最愛家邀請友朋同好觀覽賞讀所躲拓本之時，他的成分與其說是好古博雅之士，不如說是一場主題讀書會的熱心組織者和參加者。
劉體乾就是這樣一位包養意思熱心的組織者和參加者。為了使這場以《蜀石經殘本》為主包養軟體題的讀書會活動更有規模、更具戲劇性，劉體乾不僅熱心腸邀請同好，還別出機杼地彙集未見于此部題跋集中的後人題跋，將其抄錄裝裱拼接，使後人的題跋與古人的題跋比肩并列，出現在統一文獻空間之上。嘉慶七年（1802），錢年夜昕曾有緣觀覽陳芳林舊躲拓本，并為此本撰寫題跋，文中統計此“殘甜心寶貝包養網本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可見其閱讀之細。其后此跋支出錢年夜昕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文字有所修訂，修訂本更完全地體現了錢年夜昕的閱讀心得。有鑒于此，劉體乾于1925年又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過錄一遍。于是，今見劉體乾躲本之上，版本分歧的兩篇錢年夜昕題跋便先后出現，赫然在目。此外，他還過錄清人錢泳、曹元弼二家之題跋。錢泳是金石學家，其跋原出于《履園叢話》，原是為梁章鉅躲本所題。曹元弼是經學家，其跋原是其回復劉體乾信，討論有關蜀石經本《周禮》的經學問題。對劉體乾來說，錢年夜昕、錢泳是前代名賢，相隔百數十年，曹元弼雖是同時友愛，但也有空間懸隔。通過移錄題跋這種方法，他們都參加了由劉體乾掌管的這場宋拓《蜀石經》會讀活動，這場主題閱讀會也是以變得加倍充實，加倍熱鬧了。
這部題跋集中共有十二幅同題《蜀石經齋圖》的繪畫，出自吳昌碩、蕭愻、顧麟士、林紓等名家之手（見表2，省略）。劉體乾自號蜀石經齋，此齋不僅是其收藏宋拓《蜀石經》殘本之所，也是其閱讀蜀石經之地。這十二幅《蜀石經圖》透過十二位畫家的想象，重現了劉體乾賞讀《蜀石經》的情況。吳學廉、卞綍昌皆在其題詩中，將劉體乾與北魏劉芳比擬，稱贊其為當代“劉石經”。這些《蜀石經齋圖》與題跋詩文相共同，配合塑造劉體乾好古博雅的當代“劉石經”抽像。換句話說，圖文共同也是這部題跋集重現閱讀現場的一種方法。
除了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外，國家圖書館同時加入我的最愛《沈樹鏞舊躲〈嘉祐石經·周禮〉》及《丁晏舊躲明拓〈嘉祐石經〉》，這兩冊題跋也已收拾出書。據筆者統計，丁晏舊躲明拓《嘉祐石經》共有約70條題跋，此中有吳昌碩、何維樸、姜筠、吳士鑒、沈曾植、羅振玉、楊守敬、繆荃孫、馮煦、楊鐘羲、葉名澧、王式通、王闿運、清道包養網心得人、鄭孝胥諸家。值得留意的是，丁晏的年月略早于劉體乾，可是在丁晏舊躲明拓《嘉祐石經》上題跋的諸家，往往也出現在劉體乾舊躲宋拓《蜀石經》題跋集之上。這兩個重疊的石刻閱讀圈，就是晚清時代石刻閱讀圈以題跋為情勢的展現。
值得留意的是，這個圈子里有大批的清遺平易近，如陳寶琛、沈曾植、鄭孝胥、李瑞清、王國維等人，他們在1911年以后依然堅持應用宣統年號，或許以其他方法表達本身對清王朝的忠誠。1919年劉體乾蒙宣統天子賞賜包養app御書“世載其德”匾額，次年又蒙賞賜御書“孟蜀石經”四字，1921年又蒙賜“蜀石經齋”匾額，圍繞著這三次宸翰頒賜事務，掀起了新一輪以尊經頌圣為主題的題跋熱潮。劉體乾自己題詩曰：“先臣曾有賜書樓，此冊應居最上頭。獨抱遺經重慨氣，時人原不解年齡。”從這些題跋中窺見的，不僅有閱讀這部宋拓《蜀石經》的具體現場，更有儒家經典閱讀所面對的時代年夜現場。
“五季僭竊多無文，吳蜀獨含文字芬。江南小腆尚詞筆，寧及蜀主宗典墳。堂堂宰相毋昭裔，成都琢石全國聞。”癸丑（1913）七月既看，當林紓在北京宣南春覺齋為劉體乾繪就《蜀石經齋圖》并題詩之時，以四書五經為重要考試內容的科舉考試軌制已被廢止，讀經在中國教導和學術文明中的位置江河日下，林紓內心充滿了懷古的嘆惋。林紓后來被定位為新文明運動的反對者，可是，他的嘆惋并非特例。回想五代十國那個紛亂的時代，對照后蜀規模絕後的石經刊刻，像林紓這樣深邃深摯的嘆惋，在這部題跋集中觸目皆是。
幾年后，“五四”新文明運動興起，伴隨著“打垮孔家店”的口號，經學日漸式微，讀經日益邊緣化。在這樣的時代年夜佈景中，劉體乾依然煞費苦心，搜集蜀石經殘本，邀人題跋，自費刊印，明顯包養網單次表達了他的文明立場和文明關懷。這部題跋集作為劉體乾所組織的蜀石經專題讀書會，不僅記錄了讀者的眾聲喧嘩，也實現了由經學閱讀而驅動的文獻生長。題跋作為文獻生長的主要動力，使《蜀石經》在歷史舞臺上有了一次短暫而閃亮的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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