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走绿色低碳节约之路，本报记者专访了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近年来，湖北坚持以流域综合治理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把共抓长江大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一体推进生态修复治理保护和绿色生产、绿色生包養行情活，推动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深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着力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加快推动生态优势向高质量发展优势转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湖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孙伟委员介绍。
湖北省政协始终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为大局服务，团结引导社会各界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出力。近年来，湖北省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打赢蓝天保卫战等议题，深入调查研究，务实议政建言；聚焦长江、汉江保护包養，成立专项民主监督小组，连续多年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活动，推动流域治理、生态修复齐头并进；就扛牢“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包養净水北送”政治责任，向全国政协提出系列提案，努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凝心聚力、献计出力。通过多年的履职实践，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更加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孙伟委员说，绿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底色，低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第一，绿色低碳节约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任务，走绿色低碳节约之路，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福祉，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不仅是一种生态理念，更是一种政治担当。第二，绿色低碳节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走绿色低碳节约之路，不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第三，绿色低碳节约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还成为当今社会高品质生活的时代风尚和人们的美好追求。第四，我国人口规模大、资源相对有限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将长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要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面促进绿色低碳节约，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包養網五，绿色低碳节约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和对世界生态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人口大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走绿色低碳节约之路，不仅是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还将为增进全球生态福祉作出中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孙伟委员介绍，近年来，为提高建言资政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湖北省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就“我国绿色节包養網约情况分析及建议”等开展重大课题调研，加强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倡导绿色低碳节约理念，践行绿色低碳节约行为，养成绿色低碳节约习俗，营造绿色低碳节约氛围，建立绿色低碳节约制度，使绿色低碳节约成为一体遵循的行为准则。
中新网上海11月29日电(记者 李佳佳)“跟周边国家比起来，我们还是挺自豪的，在东南亚率先拥有这样一条高铁。”眼前，这位正在和中新包養网记者探讨高铁乘坐体验的女孩，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Anggun Mulia Fortunata，中文名叫做王秀玲。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王秀玲，目前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张亨伟 摄
王秀玲个头不高，说起话来温温柔柔，六年留学上海的经历，为她那一口流利的中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王秀玲口中的高铁就是今年10月17日正式开通运营的雅万高铁，它由中印尼两国合作建设，由国铁集团所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印尼铁路公司组成中印尼运维联合体负责运营维护。自开通以来，客流需求旺盛，深受民众青睐。
“我是雅加达人，雅加达城市人口密集，所以万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座能够带来治愈的城市，每到周末，雅加达人就会起一个大早，或是搭车或是自己开车前往万隆旅行过周末，平时两座城市之间堵车是常态，就算路上交通顺畅，开车也需要3个半小时。”雅万高铁极大地缩短了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得益于高铁的开通，如今从雅加达至万隆间的旅行时间由3个多小时一下子缩短至46分钟，王秀玲说，“听朋友说，那真是太方便了”。
说起自己第一次高铁体验，王秀玲记得是在2018年的时候，包養那时候的她完全没想到中国有如此发达如此高级的铁路系统，等到真的坐上火车，王秀玲更加惊喜，“没想到真的挺舒服”。如今，自己的家乡也拥有了第一条高铁，王秀玲满是期待，“我朋友以前也在中国留学，他已经体验过雅万高铁，跟我说和中国的高铁很相似，真是很快、很舒服、很高级。现在去万隆有了新的交通方式，等假期回去，我肯定也要去试试。”
据了解，11月17日，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1个月，累计发送旅客38.3万人次，单日旅客上座率最高达98.7%，客流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为沿线民众提供了安全便捷、温馨舒适的出行体验。
最初来到中国，王秀玲是奔着工科专业而来，大学本科四年在上海的学习，让她逐渐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包養自己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挺感兴趣的，所以在报考硕士的时候，我就选择包養了工科以外的专业，最终我将自己的专业定为中国学。”
中国学是学什么的？王秀玲说，中国学涉及的学科范围甚为广泛，既有中国外交、政治、法律，也有中国历史、文化，“可以说中国学这门学科可以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尤其我喜欢逛中国的博物馆，中国学也能让我接触到中国的古代历史”。
说起中国的古代史，王秀玲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与周边国家包養網开展了经贸往来。“我看过一些展览，也知道像瓷器这样的商品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东南亚国家，中国的瓷器制造工艺通过贸易的方式对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当地文化带去了影响。”
参加城市考古，行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王秀玲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很着迷，都充满着好奇，“就是有那种看不腻的感觉”。王秀玲说她计划毕业之后先尝试在上海找一份工作，“我希望在上海积累工作经验，回国后利用这些经验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拼版照片：上图为2023年12月22日，吉雪（左二）与同学们放学回家；下图为2018年4月22日，在安顺市西秀区岩腊乡龙潭包養網村，奶奶带着吉雪（右一）和堂姐弟一起从家里出发去乘车。
眼下，熬过漫漫寒冬的嫩芽钻出泥土，给大地染上一层新绿，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等野生动物处处可见，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铺展眼前。
“咔嚓”一声，枯枝断裂，细微的响动引起黑颈鹤的警觉，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屏住呼吸，稳住步伐，待黑颈鹤放松警惕，他缓缓举起相机，捕捉下了它们彼此梳理羽毛的珍贵画面。
孙建青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已有17年，他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一点一滴：从2016年起，青海湖水鸟全年统计总量年均增加5万余只，到2022年，总量已达60.6万余只，并有235种鸟类登记在册，其中不乏黑颈鹤、大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仿佛是一块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蓝宝石”，晶莹剔透，极目远眺，水波浩渺，无边无涯。像孙建青一样，还有许多生态守护者潜心呵护着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护鸟——
“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青海湖北岸，鸟岛，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的2条从此经过，这里是水鸟繁育之所，也是孙建青坚守17年的地方。
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前，孙建青是一名军人，虽常年戍守在边疆，但初次登上鸟岛，还是惊讶于这里环境之艰苦：海拔3300米，高寒缺氧，每天任务是巡护监测，饿了啃块馒头，渴了喝口凉水。“抱怨，抵触。”他坦言，直到第一次见到水鸟。
“人与鸟对视，鸟的眼神特别纯净，它们羽毛的颜色，任何颜料都调不出来；它们争巢、求偶、繁衍，无不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孙建青感慨地说，“当兵时，面对茫茫戈壁，心中燃着的是保家卫国的激情，护鸟也是一样，望着湛蓝的青海湖，心中是做好生态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自此，每天清晨和傍晚，在观测光线最好的时刻，孙建青统计鸟类数量，记录其行为习惯，攒了几本厚厚的观测记录。保护区工作步入正轨之时，他和同事们意识到，鸟类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三者息息相关，“要想从根本上守护青海湖水鸟，需要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深入研究水鸟的迁徙路线便是科研项目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有一次，为了给捕捉到的水鸟戴上有定位功能的环志，孙建青不小心踩进沼泽，等同事赶到，淤泥已淹到胸口。拉着同事抛来的绳子，他缓缓地从泥潭中拔出双腿后，第一件事便是让同事去查看水鸟的情况。“时间久了，鸟儿会有应激反应，很容易伤害到它们。”孙建青自责不已。
对待鸟类，孙建青饱含深情。2017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牧民气喘吁吁，激动地说自己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大天鹅。孙建青和同事急忙赶往现场，简单包扎伤口后，不顾淤泥肮脏，轻轻把它抱回了救护站。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大天鹅伤势恢复很快，不到一周就重返蓝天。
“借助持续性的综合研究，我们不仅掌握了青海湖水鸟数量、种类等的变化包養網排名趋势，还了解了栖息地生境质量等信息，这都为更好保护提供了规范、有效、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撑。”孙建青说。
护鱼——
“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
湟鱼是青海湖的特有鱼种，因全身裸露无鳞又被叫作青海湖裸鲤。
在河水和缓处，青海湖裸鲤积蓄力量，猛地摆动身躯，高高跃出水面，跨上一级台阶，向着河流上游的产卵地进发。每年6月下旬起，在沙柳河、黑马河等汇入青海湖的河流中，总能见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
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生态链中的核心物种，仅分布于青海湖及其湖周河流。过度捕捞加之生态环境破坏，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在2000年左右降到历史低值，仅存不到3000吨。近年来，通过拆除拦河坝、修建洄游阶梯、加强管护等手段，其资源蕴藏量不断提升。
“但在自然状态下，雄鱼精子只能存活20秒左右，自然受精成功率仅有2‰，仅靠自然恢复，难上加难。”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副主任祁洪芳1989年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青海湖裸鲤的繁育工作，她介绍说，“依靠增殖放流，人工向入湖河流中投放裸鲤幼体，能更有效地增加种群数量。”
只见她站在河水中，熟练地挑选发育到性成熟阶段的雄鱼和雌鱼，轻轻挤压腹部收集精子和卵子，使之结合为受精卵。经过150个小时的悉心照料，受精卵便可孵化为鱼苗，祁洪芳习惯称之为“水花”。次年6月份，“水花”长成10厘米左右的幼体，便可开展放流工作。
“青海湖裸鲤对水流速度十分敏感，能感知到‘祖先’的河道，布哈河、黑马河等河流中都形成了特殊的品群。”祁洪芳告诉记者，“因此，为了遵循自然规律，从哪里采集的受精卵，孵化成功后就要投回哪里。”
据统计，2002年起，救护中心累计投放人工繁育的青海湖裸鲤2亿多尾，其资源蕴藏量由2002年的2600吨恢复至2022年的11.41万吨，数量大大增加，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祁洪芳率队开展的渔业资源监测工作。2005年的一天，她和同事乘船深入青海湖取样，突如其来的狂风使船撞上礁石搁浅，船舱里进了水，所有人乱作一团，祁洪芳急忙安排大家穿好救生衣，站到甲板上，最终在渔政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
“工作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正如青海湖裸鲤洄游一样，水流再急，也要力争上游，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为建设‘大、美、净、好’的青海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祁洪芳表示。
护水——
“水生态研究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
近年来，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持续，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淹没了大片湖滨草原。这片土地富含的氮、磷等元素逐渐释放，加之水深较浅，阳光直射湖底导致温度升高，就变成了刚毛藻生长的天然“温床”。
“刚毛藻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其一旦死亡漂浮，就会腐败变质，污染水体。”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干部赵邦明说。
针对刚毛藻季节性爆发的情况，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管理局采用“机械+人工”结合的模式打捞，可来年同一片水域，又会长出刚毛藻。“刚毛藻得边治理、边研究，首先就要掌握每平方千米的生物量。”赵邦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拿着60厘米见方的篮子，强忍着恶臭，一点点测算出了准确数值。
紧接着，管理局与专家相互配合，进一步了解了刚毛藻特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气温降低，刚毛藻的生殖细胞会转化为厚壁孢子，次年气温回升后萌芽，因此我们增加了秋季的打捞量，以降低次年的初始生长量。”赵邦明介绍，“此外，刚毛藻需要附着在原生基质上才能生长，我们通过切除水下植物和覆沙的办法，干扰其在原生基质上着生。”
据了解，2018年起，青海省累计投入9500万元治理刚毛藻，在青海湖新生淹没区面积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刚毛藻水华面积持续缩小，取得了显著成效。
刚毛藻打捞完毕，如随意堆积在岸上，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刚毛藻如何资源化利用是一直萦绕在赵邦明心头的难题。在管理局的积极对接下，赵邦明和同事们联系了有机肥加工厂，使刚毛藻成了制作新型有机肥的重要原材料，经测试发现，肥效较一般有机肥更好。
为更好保护青海湖水生态环境，管理局和科研机构在青海湖岸及入湖河流设置了86个水样监测点，赵邦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陪同科研人员实地取样。“全走下来得近2000公里，6年间行程超过4.8万余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赵邦明说。
2020年5月，赵邦明一行人前往青海湖西南侧的泉湾水质监测点取样，道路崎岖难行，无奈只能步行，一路狂风大作，吹得人东倒西歪，等回到车上，同行4人中已有3人出现了感冒症状。包養網回到实验室，他们顾不上休息，连夜分析水样，“时间一长，水质会发生变化，等不到天亮。”赵邦明说。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及我国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如今，在“赵邦明们”的呵护下，哈尔盖河、泉吉河、布哈河等8条入湖河流监测水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有专家曾说，水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越长，科研成果越丰富，越能揭示本质规律，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赵邦明说。
护林——
“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面庞黝黑，不时用双手扒开树枝查看生长情况，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株得补点水，明年会窜一大截……那几株栽得有些密了，明年得移一下……”她便是青海省海晏县草原站林业工程师石德荣。
这里是青海湖东北岸的克图沙区，与青海湖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20世纪50年代起，过度放牧加之气候变化，沙区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蔓延。“那时，一张嘴就能咂摸出沙子的味道，沙尘暴一来，风吹得脸蛋疼，能见度还不到50米，一开包養始到这里参加绿化工作时，心里也犯怵。”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人工林，石德荣回忆往昔。
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赶”走石德荣。她和工友们背上干粮、搭起帐篷，“黄沙在哪里，我们就驻扎在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但没过多久，她们就遇到了难题：刚栽下去的树苗，虽能成活，但没几天就被沙子掩盖，再也钻不出来。
“要治沙，先得固沙”。专家们拿出了设置草方格沙障的方案。“稻草的柔韧度远优于麦草，但青海高寒，不生水稻，得从湖北、江苏等地购买，一亩要300斤，成本很高。”石德荣犯了难，“不过好在县里积极争取，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等工程相继落地，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现场，石德荣拿起一把工人们自制的平板铁锹，在平铺的稻草中间用力一压，稻草两端竖起并拢，中段深入地下，“方格的一边就栽好了，一般地下五六公分，地上20公分，效果最好。”石德荣用手一指远处的草方格，“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在人工林中，石德荣如数家珍：“沙蒿、柠条、乌柳，别看长得小，每一株都至少有5年的树龄。”她向记者传授种树的诀窍：“每年四五月份才能种树，在沙地栽树，要挖深坑，1米左右的青杨插杆要用河水浸泡20天，等根部长出白芽才能栽种。种下后还要把枝条剪短，减少养分消耗，成活率能达到90%。”掌握了技巧，还得有耐心。“别看刚栽下去的树不见长，三五年之后，一年一个样。”石德荣骄傲地说。
“种树只是第一步，造林结束后还要进行围栏封育等，这是一项长期工作。”石德荣自豪地说，“往年，沙尘暴持续两周是常事，如今，一个月下了五六次雨，环境越来越好！”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
“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
“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方便？
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2万个，全省车桩比达到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有两个充电桩。
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于去年7月17日出台，可被视为浙江省对去年5月1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和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响应。
“其实去年4月份，省领导就给发改委布置了相关工作，要求对浙江省乡村地区充电桩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我们发了上万份调查问卷，联合交通包養網排名运输、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厅局，面向各市县政府、充电桩企业、新能源车企开了三场座谈会，就是为了了解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杜国伟说。
调研之后，浙江省发改委发现，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共建成公共充电桩近8.4万个，其中乡村公共充电桩占比极低，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只有1%-1.5%，而经杜国伟他们计算，充电桩要想盈利，利用率需达到8%以上。在座谈会上，一些新能源车企和充电桩企业代表更是直接面露难色。“乡村地区这么差的利用率，你说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收不回成本，也很为难。”有代表说。
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40%，但是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不足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仝宗旗表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在谈及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对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时，奇瑞绿能总经理秦伟说：“应该占到了70%-80%。”
但问题是，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国伟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乡村新能源车少，在乡村安充电桩赚不了钱。但一旦车多了，充电桩自然会建起来；同样，要是桩多了，车自然也会多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释放的信号正是先把乡村地区的充电桩建起来。
可以说，有没有“桩等车”的信念，是充电桩下乡要过的第一道关。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它决定了大家在政策上敢定多大的目标，愿意拿出多有力的举措，能提供多系统细致的指导。毕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在纸面上完成“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每个乡（镇）象征性地立一根公共充电桩就行，但那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整根链条上的相关方来说，它则意味着，有多少人愿意在一件短期大概率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掏口袋、出力气、下功夫、动脑筋。
而一旦下定了决心，所有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哪里需要充电桩？需要多少充电桩？
为什么车找不到桩？桩等不到车？
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充电桩下乡”之前，浙江智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继光已经带着自家公司生产的充电桩“下乡”近3年了。
“做商业肯定需要提前布局，等所有的友商都发现了农村是个很好的市场，我们再来布局，那时候就迟了嘛！”秦继光坦率地说。
“新能源车在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在农村未来肯定也有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农村市场肯定是可以做的，只是什么时间做的问题。”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点出现在2021年3月份，他们在分析城市充电桩充电数据时发现，快速增加的充电量中，有农村新能源车和频繁往返于城乡的网约新能源车的贡献。
“我们想，在他们经过的主要道路或者中心村，这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充电需求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尝试建设了一两个场站。”让秦继光高兴的是，试验场站的充电量完全能够覆盖成本，所以决定进一步建设新的场站。
但这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在湖州市长兴县长岗村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5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投建的2台双枪直流设备和2台交流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9.4%，平均月包養網利润达到4800元；而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新庄村党群服务中心投建的1台直流和1台交流设备，平均利用率仅为1.04%。
累积的失败案例让秦继光意识到，自己对农村市场理解得还是不够全面。
“比如说像新庄村，我们评估时只注意到人口数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来投建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老年人口占比多，外来人口和青年人都比较少，加之距离主路较远，建成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充电。”秦继光说。
不建桩、桩建少了，就满足不了充电需求；桩建错了、建多了，桩等不到车，又会造成损失和资源浪费。国家提倡在建充电基础设施时“科学布局、适度超前”，这里面的平衡最后都要落在科学选址上。
如今，秦继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选址方案：“村庄人口在五六千人以上就可以考虑，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要看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距离主城区距离、是否靠近交通主干道、新能源车保有量等。”
在像秦继光这样的社会运营商前两年只能单打独斗、靠“实战”积累对农村充电桩需求的理解时，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专班，去年索性为全省乡村充电桩拿出了带点位的规划方案，细致到规划中所有新增充电桩都有具体的坐标点，每个镇、每个村分别建多少，全是“量身定制”。
“我们认为在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中心村、中心镇，要集中建设；针对旅游景区，或者是每个镇的文化礼堂，要按比例去建设；一些乡镇地区的超市、商场，也要集中建设；对于国（省）道沿线，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车流密集度、人流密集度来考虑乡村地区的布点。比如一个村子有10家以上民宿，我们就建议你去布一个快充桩。而特别偏远的山区，我们觉得初期没有布局的必要。”杜国伟说。
为了保障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在充电桩选址过程中，浙江省还聘请中国联通通过自研的5X多因子空间选址模型进行选址推荐。杜国伟介绍道：“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模型会结合车流、人流和是否是餐馆、超市、停车场站等因素，按照网格进行布点排名推荐。”
去年收到这份行动方案时，杭州市建管中心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王宇波感到思路一下子清晰了。“因为布点规划很清晰，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有明确的数量配置指导，我们干活就很好干。”他说。
在杜国伟看来，政府的规划布局就是要重点体现超前性和前瞻性。他认为：“在已经具备盈利空间的城市市场，市场的优胜劣汰自然能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政府不需要过多干涉；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如果不通过牵引性政策引导市场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超前布点，那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将会大大滞后于城市地区。”
只是，解决了“选址难”后，充电桩下乡依然要克服许多难关。
一根桩的进村路
去年8月15日，当坐落在东海离岛上的渔村——鹿西乡东臼村，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充电桩后，温州市洞头区宣布该区65个行政村实现公共充电桩全覆盖，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村村通”的县域。
当前，国家要求的还只是“乡乡通”，“村村通”会不会太超前？洞头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14个海岛区（县）之一，我们有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在否定乡村地区需要建公共充电桩时，常用的说法是，村里一般家家户户都有庭院，村民在自己家中安根慢充桩就够用了。但如果你来到洞头区乡村地区，看到这些海岛上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你就会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说在中国，各地与各地、各村与各村，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现实。
在洞头区垅头村，村民陈胜男前两年购买新能源车后，就苦于没地方安装随车子配备的充电桩，最后还是村委会帮她在村里公厕边上找了个位置。洞头区乡村近年来火热的旅游业，也让充电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沙角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柱说，此前，在村里找不着充电桩的游客都打听到村委会来了。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说，去年8月1日，村里来了差不多一万游客，要满足游客需求的话，10台充电桩都不够。
从缺乏充电桩到实现“村村通”，洞头区只用了40多天的时间。如果单纯依靠企业建设，步伐估计不会这么快。据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洞头区充电桩“村村通”由温州市洞头国有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国网（温州）新能源科技公司合作共建。
“当前许多市场主体会更倾向于在县城商圈、大型社区布点，对于偏远村居，考虑到建设运营成本和难度，他们的兴趣不大。所以，我们先鼓励国企来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基础需求。”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了建桩的人，还需要拿到建桩的地，并与电网连通。
某充电桩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存在“挟地自重”的情况，以土地资源审批为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不菲。
而如果乡村地区电网基础不好，进行电力增容，则会大幅增加建设成本。
国网洞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张正乐表示，洞头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充电桩“村村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电力基础很好，新建充电桩可以直接接入现有电网。
“电等桩，桩等车。”杜国伟说：“正是考虑到电网配套的重要性，浙江已出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力先行行动工作方案》，2023至2025年，每年全省农村配网投资不低于100亿元，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同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在用地上，一些人或许会认为，相比于私企，像国网供电公司这样的国企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张正乐透露，“我们也需要给村里做工作，希望他们能从长远考虑。”目前看来，洞头区“村村通”工程中，新建充电桩多优先架设在各村已有的停车场车位旁，而不是另外申请用地。
杜国伟指出：“浙江大大小小的运营商有1200多个，在用地问题上，你说我搞不定，可能人家有搞得定的。我们觉得村集体跟运营商合作的模式是可以鼓励的。”
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则坦言：“一些充电桩企业跟我联系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场地也有限。如果我们有地给他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用跟他们合作。”
对于充电桩进村，来自村民的质疑并不只有“占地”这一点。
去年，在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充电桩下乡“四镇五村”试点工作时，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项目工作人员王思斌常跟村民打交道。
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点，以新能源车棚光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为特色，科技感满满。但建设之初，正是这些光伏板让一些村民感到很疑惑，他们问：“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光伏板？光伏板以后会不会有反光，造成光污染？”
王思斌向他们解释，光伏板是用来吸收光的，而不是反射光的。
在另一些村民那里，这些光伏板又在王思斌回应质疑时派上了用场。有村民问他：“你们建充电桩，用了我们村里的电，那我家里的灯是不是会暗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建这些光伏发电板。”王思斌解释道：“光储充一体化能对电网起到保护作用，相当于我用光伏的电来给车子充电，那我对电网的冲击就会更小一些。”
而最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充电桩投入使用后，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
横一村梅里云居民宿的老板本来不同意村里在他家的停车位建设充电桩站点，理由是担心影响来住宿的客人停车。但近半年来，他看到开新能源车来乡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很多客人问我们村里有没有充电桩，我们说家门口就有，客人马上下单预定。”那一刻，充电桩在他的心里“过关”了。
要“活桩”，不要“死桩”
一个桩“活”着，但它已经“死”了——这形容的是充电桩“建而不运”的情况。
如果说选址正确与否是一根充电桩能否“存活”的基础，运营维护则是保证它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在南方某地，记者就看到一处充电站内，两台外观完好的快充桩处于不能使用的熄灯状态。
相比于城区，运营维护乡村地区的充电桩，难度在于点位分散，人力、时间成本较高。
在萧山区，“四镇五村”充电桩站点的运营维护工作由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充电班运维班长单达负责。每半个月左右，他会带领工作人员来巡查一次，碰上节假日或寒潮之前，还会增加巡查次数。5村16个点，需要花费1-2天时间。
“我在梅林村这边给汽车充电，你们这个充电枪怎么锁住了？”前段时间，单达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他说：“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在接到电话一个小时内，到现场为用户处理问题。”
运营方也在积极探索一些适应乡村市场且性价比高的运营方式。王思斌说：“平常会请村里面帮我们注意一下设备的维护情况。”秦继光的浙江智充电力还在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处理的基础上包養網，探索出跟常用车主合作的运营维护模式。他说：“我们会远程指导他们帮忙处理一些小故障。他们得到一定优惠，我们也节省了人工、交通等各种成本。”
而为了避免充电桩“建而不运”，浙江已上线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台，并提出了“找桩快、费用省、服务优”的“快省优”评价指标体系，对运营商和场站进行系统性评价。
“我们最新的要求是所有新建的桩，要先签承诺书，保障三年运营维护，才给你发补贴。”杜国伟解释，“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判定运营维护服务是否优质。比如，如果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低、坏桩率高，说明质量不行；如果桩发生故障，平台会给运营商派发工单，通知维修。如果运营商长期不响应，那么他们就会被打上不合格运营商的标签。”
将运营情况与补贴绑定的做法，也是浙江省做大农村市场规模的方式。据杜国伟介绍，未来浙江省计划将补贴分为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两种，建设补贴用于补贴初始建设成本，运营补贴根据电量和充电桩的利用率，对补贴水平进行分档。
“我们是翻倍补的。”王宇波说：“在杭州，城区充电桩每千瓦最高补200元，同类项目农村则翻一番，每千瓦补不超过400元。大家可能会因为补包養網比較贴标准高而更愿意去农村建设，都撒胡椒面就没有意义了。”
也有人向杜国伟和王宇波提出，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地区都打包给一家运营商来做，这样岂不是更好管理？
秦继光也表示，希望地方能给予企业较长年限的独家经营权。“因为前期的投入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用。如果能看到‘先行者’的付出，后期适当地给一些回报，我觉得这样更加公平。”他说。
事实上，目前，海南省采取的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尝试的两种不同路线，哪种方式更好一点，现在仍在摸索中。”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说。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这种统建统运的方式，它的好处是好管理，但坏处是，你现在可能不赚钱，但过两年如果赚钱了，统一运营就好像只让一家赚钱。”杜国伟说：“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靠市场的力量是能把它建起来的。”
“政府可以撮合，但是千万不要去指定。”他补充道：“有些地方你如果确实要采用统建统运的方式，你就要找实力强的运营商，要‘肥瘦搭配’，效益好坏的点位都得做。”
而说到底，充电桩下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盈利。
按照杜国伟手里的时间表，浙江的目标本来是到2025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不少于2万个公共充电桩。据他透露，这个目标是以往年新能源车保有量、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增速为基础，综合考虑未来增速决定的。但最近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底，浙江全省已累计建成乡村公共桩3.6万根，2023年新建乡村公共桩1.7万根，提前完成了目标。
“说明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后，企业包養網 花園是愿意大量地去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杜国伟分析。
这个意愿有多强？
只要180块钱，秦继光说，一根交流充电桩一个月只要能有这个数字的利润，他就认为可以去投资建设；4-5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去年开始，这位民营企业家带着在浙江的经验，到江苏、江西、湖南等省份，准备进行乡村地区充电桩的投资建设。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遇到一两次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投资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看到这里有充电桩而想到，我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能源车了？”秦继光说。
“你觉得桩最后能等来车吗？”记者问秦继光，“可以！”他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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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王立彬）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农用包養網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面积同比增长35.16%，自然资源部批准建设项目先行用地面积同比增长70.99%，全国有效投资用地供应有力、增势强劲包養網。
自然包養網资源部27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面积37591.6962公顷、同比增长35.16%；其中国务院批准面积11127.7231公顷、同比增长43.37%。1-2月，自然资源部批准建设项目先行用地面积868.95公顷、同比增长70.99%。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副司长李亮说，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强化供给，切实保障有效投资用地需求。确定2024年全国用地计划总量600万亩，继续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统筹安排全年土地利用计划，着力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切实保障有效投资用地需求。
在配置方式上，对重大项目用地，依据清单“应保尽保”；对未纳入重点保障项目用地，继续实施“增存挂钩”；对经济发展优势地区，倾斜安排包養行情基础指标；对保障粮食和生态等其他优势地区，奖励计划指标；继续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展，戴帽下达每个脱贫县计划指标600亩，并继续单列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
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用地完成交易量2023公顷，同比增长1.4%，其中一、二、三线城市住宅用包養地同比分别增长39.5%、增长42.0%、减少36.4%。各地按照应保尽保原则，积极做好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工作，前两月全国新增划拨供应的保障性住房用地479公顷。
总体看，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持续优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方式，充分发挥计划的引导调控作用，增量配置更精准、更有效，切实增强了土地要素对高质量发展的保障能力。
眼下，熬过漫漫寒冬的嫩芽钻出泥土，给大地染上一层新绿，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等野生动物处处可见，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铺展眼前。
“咔嚓”一声，枯枝断裂，细微的响动引起黑颈鹤的警觉，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青屏住呼吸，稳住步伐，待黑颈鹤放松警惕，他缓缓举起相机，捕捉下了它们彼此梳理羽毛的珍贵画面。
孙建青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已有17年，他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一点一滴：从2016年起，青海湖水鸟全年统计总量年均增加5万余只，到2022年，总量已达60.6万余只，并有235种鸟类登记在册，其中不乏黑颈鹤、大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仿佛是一块镶嵌在青藏高原上的“蓝宝石”，晶莹剔透，极目远眺，水波浩渺，无边无涯。像孙建青一样，还有许多生态守护者潜心呵护着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护鸟——
“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青海湖北岸，鸟岛，全球8条候鸟迁徙路线中的2条从此经过，这里是水鸟繁育之所，也是孙建青坚守17年的地方。
从事鸟类监测工作前，孙建青是一名军人，虽常年戍守在边疆，但初次登上鸟岛，还是惊讶于这里环境之艰苦：海拔3300米，高寒缺氧，每天任务是巡护监测，饿了啃块馒头，渴了喝口凉水。“抱怨，抵触。”他坦言，直到第一次见到水鸟。
“人与鸟对视，鸟的眼神特别纯净，它们羽毛的颜色，任何颜料都调不出来；它们争巢、求偶、繁衍，无不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孙建青感慨地说，“当兵时，面对茫茫戈壁，心中燃着的是保家卫国的激情，护鸟也是一样，望着湛蓝的青海湖，心中是做好生态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自此，每天清晨和傍晚，在观测光线最好的时刻，孙建青统计鸟类数量，记录其行为习惯，攒了几本厚厚的观测记录。保护区工作步入正轨之时，他和同事们意识到，鸟类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三者息息相关，“要想从根本上守护青海湖水鸟，需要从单纯的鸟类保护向以科研为主的全方位生态保护转变。”
深入研究水鸟的迁徙路线便是科研项目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有一次，为了给捕捉到的水鸟戴上有定位功能的环志，孙建青不小心踩进沼泽，等同事赶到，淤泥已淹到胸口。拉着同事抛来的绳子，他缓缓地从泥潭中拔出双腿后，第一件事便是让同事去查看水鸟的情况。“时间久了，鸟儿会有应激反应，很容易伤害到它们。”孙建青自责不已。
对待鸟类，孙建青饱含深情。2017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电话那头的牧民气喘吁吁，激动地说自己发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大天鹅。孙建青和同事急忙赶往现场，简单包扎伤口后，不顾淤泥肮脏，轻轻把它抱回了救护站。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大天鹅伤势恢复很快，不到一周就重返蓝天。
“借助持续性的综合研究，我们不仅掌握了青海湖水鸟数量、种类等的变化趋势，还了解了栖息地生境质量等信息，这都为更好保护提供了规范、有效、准确、实时的数据支撑。”孙建青说。
护鱼——
“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
湟鱼是青海湖的特有鱼种，因全身裸露无鳞又被叫作青海湖裸鲤。
在河水和缓处，青海湖裸鲤积蓄力量，猛地摆动身躯，高高跃出水面，跨上一级台阶，向着河流上游的产卵地进发。每年6月下旬起，在沙柳河、黑马河等汇入青海湖的河流中，总能见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
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生态链中的核心物种，仅分布于青海湖及其湖周河流。过度捕捞加之生态环境破坏，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在2000年左右降到历史低值，仅存不到3000吨。近年来，通过拆除拦河坝、修建洄游阶梯、加强管护等手段，其资源蕴藏量不断提升。
“但在自然状态下，雄鱼精子只能存活20秒左右，自然受精成功率包養網價格仅有2‰，仅靠自然恢复，难上加难。”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副主任祁洪芳1989年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青海湖裸鲤的繁育工作，她介绍说，“依靠增殖放流，人工向入湖河流中投放裸鲤幼体，能更有效地增加种群数量。”
只见她站在河水中，熟练地挑选发育到性成熟阶段的雄鱼和雌鱼，轻轻挤压腹部收集精子和卵子，使之结合为受精卵。经过150个小时的悉心照料，受精卵便可孵化为鱼苗，祁洪芳习惯称之为“水花”。次年6月份，“水花”长成10厘米左右的幼体，便可开展放流工作。
“青海湖裸鲤对水流速度十分敏感，能感知到‘祖先’的河道，布哈河、黑马河等河流中都形成了特殊的品群。”祁洪芳告诉记者，“因此，为了遵循自然规律，从哪里采集的受精卵，孵化成功后就要投回哪里。”
据统计，2002年起，救护中心累计投放人工繁育的青海湖裸鲤2亿多尾，其资源蕴藏量由2002年的2600吨恢复至2022年的11.41万吨，数量大大增加，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
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祁洪芳率队开展的渔业资源监测工作。2005年的一天，她和同事乘船深入青海湖取样，突如其来的狂风使船撞上礁石搁浅，船舱里进了水，所有人乱作一团，祁洪芳急忙安排大家穿好救生衣，站到甲板上，最终在渔政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才脱离险境。
“工作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正如青海湖裸鲤洄游一样，水流再急，也要力争上游，我愿做好湟鱼的‘助产师’，为建设‘大、美、净、好’的青海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祁洪芳表示。
护水——
“水生态研究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
近年来，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持续，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淹没了大片湖滨草原。这片土地富含的氮、磷等元素逐渐释放，加之水深较浅，阳光直射湖底导致温度升高，就变成了刚毛藻生长的天然“温床”。
“刚毛藻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其一旦死亡漂浮，就会腐败变质，污染水体。”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干部赵邦明说。
针对刚毛藻季节性爆发的情况，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的指导下，管理局采用“机械+人工”结合的模式打捞，可来年同一片水域，又会长出刚包養網毛藻。“刚毛藻得边治理、边研究，首先就要掌握每平方千米的生物量。”赵邦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拿着60厘米见方的篮子，强忍着恶臭，一点点测算出了准确数值。
紧接着，管理局与专家相互配合，进一步了解了刚毛藻特性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气温降低，刚毛藻的生殖细胞会转化为厚壁孢子，次年气温回升后萌芽，因此我们增加了秋季的打捞量，以降低次年的初始生长量。”赵邦明介绍，“此外，刚毛藻需要附着在原生基质上才能生长，我们通过切除水下植物和覆沙的办法，干扰其在原生基质上着生。”
据了解，2018年起，青海省累计投入9500万元治理刚毛藻，在青海湖新生淹没区面积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刚毛藻水华面积持续缩小，取得了显著成效。
刚毛藻打捞完毕，如随意堆积在岸上，必然包養平台推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刚毛藻如何资源化利用是一直萦绕在赵邦明心头的难题。在管理局的积极对接下，赵邦明和同事们联系了有机肥加工厂，使刚毛藻成了制作新型有机肥的重要原材料，经测试发现，肥效较一般有机肥更好。
为更好保护青海湖水生态环境，管理局和科研包養網机构在青海湖岸及入湖河流设置了86个水样监测点，赵邦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陪同科研人员实地取样。“全走下来得近2000公里，6年间行程超过4.8万余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一圈。”赵邦明说。
2020年5月，赵邦明一行人前往青海湖西南侧的泉湾水质监测点取样，道路崎岖难行，无奈只能步行，一路狂风大作，吹得人东倒西歪，等回到车上，同行4人中已有3人出现了感冒症状。回到实验室，他们顾不上休息，连夜分析水样，“时间一长，水质会发生变化，等不到天亮。”赵邦明说。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及我国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如今，在“赵邦明们”的呵护下，哈尔盖河、泉吉河、布哈河等8条入湖河流监测水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100%。“有专家曾说，水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越长，科研成果越丰富，越能揭示本质规律，这件事，值得一辈子去做。”赵邦明说。
护林——
“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面庞黝黑，不时用双手扒开树枝查看生长情况，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株得补点水，明年会窜一大截……那几株栽得有些密了，明年得移一下……”她便是青海省海晏县草原站林业工程师石德荣。
这里是青海湖东北岸的克图沙区，与青海湖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20世纪50年代起，过度放牧加之气候变化，沙区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蔓延。“那时，一张嘴就能咂摸出沙子的味道，沙尘暴一来，风吹得脸蛋疼，能见度还不到50米，一开始到这里参加绿化工作时，心里也犯怵。”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人工林，石德荣回忆往昔。
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赶”走石德荣。她和工友们背上干粮、搭起帐篷，“黄沙在哪里，我们就驻扎在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但没过多久，她们就遇到了难题：刚栽下去的树苗，虽能成活，但没几天就被沙子掩盖，再也钻不出来。
“要治沙，先得固沙”。专家们拿出了设置草方格沙障的方案。“稻草的柔韧度远优于麦草，但青海高寒，不生水稻，得从湖北、江苏等地购买，一亩要300斤，成本很高。”石德荣犯了难，“不过好在县里积极争取，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等工程相继落地，国家支持力度加大，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现场，石德荣拿起一把工人们自制的平板铁锹，在平铺的稻草中间用力一压，稻草两端包養網 花園竖起并拢，中段深入地下，“方格的一边就栽好了，一般地下五六公分，地上20公分，效果最好。”石德荣用手一指远处的草方格，“草方格就像小学生的方格作业本，只不过这次我们用绿树‘答题’。”
在人工林中，石德荣如数家珍：“沙蒿、柠条、乌柳，别看长得小，每一株都至少有5年的树龄。”她向记者传授种树的诀窍：“每年四五月份才能种树，在沙地栽树，要挖深坑，1米左右的青杨插杆要用河水浸泡20天，等根部长出白芽才能栽种。种下后还要把枝条剪短，减少养分消耗，成活率能达到90%。”掌握了技巧，还得有耐心。“别看刚栽下去的树不见长，三五年之后，一年一个样。”石德荣骄傲地说。
“种树只是第一步，造林结束后还要进行围栏封育等，这是一项长期工作。”石德荣自豪地说，“往年，沙尘暴持续两周是常事，如今，一个月下了五六次雨，环境越来越好！”
奔腾不息的滹沱河切穿太行山脉，一路蜿蜒入海，滋养了无数村庄。在滹沱河北岸的塔元庄村就是其中之一。
塔元庄村，南距石家庄市15公里、东距正定县城1.5公里，从空中俯瞰外形酷似宝塔，这也许就是塔元庄村村名的由来。塔元庄村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塔元庄村如今已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闻名的文明村、美丽村、幸福村。
习近平总书记与塔元庄村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经常骑自行车到塔元庄村一带调研。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习近平同志又先后两次到塔元庄村考察，亲切看望乡亲们，并作出重要指示。
一段跨越30多年的牵挂，把人民领袖和塔元庄村紧紧连在一起。塔元庄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立足不同的发展阶段，建强战斗堡垒，践行共富理念，探索多元路径，蹚出了一条村企共建共享、具有城郊村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一个响当当的村庄品牌。
（一）塔元庄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沿着“半城郊型”经济的路子，实现了村强民富的大发展，又在“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目标的指引下开启了转型升级的新篇章
走进塔元庄村，只见街道整洁、高楼林立、游人如织，乡村振兴模式展览馆、智慧农场、研学营地、美食一条街、水上嘉年华等场馆设施一应俱全，宛如一幅“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家在河边住”的美丽画卷。
时间拨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还全然是另一番模样：村庄四周是大片荒滩，全村2000多口人，仅有760亩耕地，人多地少，乡亲们日子过得紧巴巴。虽然村庄离正定县城、省会石家庄不算远，但道路不畅、思想闭塞，经济发展滞后。70岁的村民李小路忆起当年情形：“没有好走的路，都是大坑套小坑、先爬坡后下坡的土路，这么一折腾，鸡蛋得贱卖五分，家具也少不了要散架。”
塔元庄村当时的情况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华北村庄的一种普遍写照。彼时，正在正定县主政的习近平同志格外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重视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为深入了解农村情况，他跑遍了全县200多个村庄，其中塔元庄村就是他重点关注并“包村”帮扶的村庄。
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针对正定紧邻省会的区位特点，确立了走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的路子。他把“半城郊型”经济解释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概括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20字方针。也是从那时起，塔元庄村种起了大棚蔬菜，建起了养殖场，在全乡第一个通上了自来水、第一个搞了村庄规划，开始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李小路说：“俺们村的变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虽然通过搞“半城郊型”经济，走稳了发展的第一步，但这个历史上“先天不足”的塔元庄村，仍然让习近平同志久久牵挂。
2008年1月12日，习近平同志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不久，就把第一次出京下基层的地点定在了这里。看到塔元庄村“两委”干部正带领村民热火朝天搞新农村建设，习近平同志深情勉励：“希望你们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早日奔小康。”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河北省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再次来到塔元庄村考察。那时塔元庄村提出了提前奔小康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塔元庄村变化之快、之大表示肯定，并对村庄发展寄予厚望：“你们要在全国提前进入小康，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
这个给塔元庄村量身定做的“三化”目标，如同一座崭新的灯塔，为塔元庄村实现转型升级指明了航向。塔元庄人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抓落实，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精彩的“三化”答卷。
——“农业做成产业化”。大力发展特色、休闲、绿色、智慧农业，蔬菜厂、豆芽厂、豆腐厂先后建成投产，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和农村电子商务，注册“真定塔元庄”商标，深化拓展立体无土栽培植物、鱼菜共生栽植等项目，以智慧农业为特色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养老做成市场化”。构建“金融养老+居家养老”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投资150万元建成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服务本村老年人，还辐射周边地区。健身广场、卫生诊所、超市、多功能娱乐厅等设施配备齐全，居住在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人感叹：“这比城里的老年公寓还好哩！”
——“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元庄村依托正定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滹沱河两岸景观的优势，着力发展以红色旅游、休闲娱乐、田园风光、乡村民俗等为特色的乡村游。仅2022年就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
“三化”目标基本实现，进一步提升了塔元庄村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成色。2022年塔元庄村集体年收入增加到32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万元。
“塔元庄村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指导。”塔元庄村党委书记尹计平说，过去一段时间，塔元庄村实现了快速发展，下一步，我们要努力把塔元庄村建设成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典型。
（二）改变旧面貌从何入手？
——塔元庄村从强化村“两委”班子建设破题，不仅组建了一支跑得又快又稳的“火车头”，更激活了村庄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乡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塔元庄村用数十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乡村发展的传奇。当我们回到塔元庄村取得今日成就的起点，才会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一转变背后极不寻常的意义。
彼时，对于像塔元庄村这样的穷山村而言，该从何入手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198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建设适应四化需要的党的基层组织》一文中给出了破题之道：“要搞好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对于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他提出要解决好四个问题：一是解决好政治路线问题，也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二是解决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三是解包養决好党的组织生活不健康、不正常的问题。四是解决好涣散软弱问题。
而包養網塔元庄村也用实践历程验证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充分诠释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乡村要振兴，支部是关键”的道理。
20世纪九十年代，塔元庄村“两委”班子变动频繁，思想涣散，战斗力不强，造成村集体资产流失，经济收入倒退。2000年，在外从事建筑生意的本村能人尹计平响应政府号召，返回家乡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组建了一支跑得又快又稳的“火车头”，把塔元庄村引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为进一步建强战斗堡垒，带动村庄发展，村党委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要搞好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的要求，首先从严肃干部作风纪律入手，村“两委”成员严守“不吃、不拿、不贪”“自身清、家庭清、朋友清”的铁规；其次注重强化干部的责任意识，实行村干部年度目标“承诺清单”，村“两委”班子年初制定年度工作目标，形成“承诺清单”，并上墙公示，每季度接受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验收；最后，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引领示范，努力营造公正团结、务实肯干的发展氛围。比如，推进旧村改造，旧房怎么拆、新房怎么分，是个“老大难”，村“两委”拆房先从自家拆，分房时按先村民、后党员、再“两委”干部的顺序挑，400多户分完，没有引起任何纷争。
这些廉洁务实、甘于奉献的举措，很快赢得了塔元庄村村民的广泛认可。20多年来，村庄经历七次换届选举，但人们发现，每次选举中，这支2000年组建的村“两委”班子原班人马都无一例外地连选连任。
塔元庄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这些做法，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塔元庄村考察时深情勉励道：“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十分重要，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
2016年，塔元庄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21年，尹计平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既是对塔元庄村“两委”过去成绩的鼓励和肯定，也是对塔元庄村“两委”今后更好带动村庄发展、创造乡村振兴新典型的激励与期许。
（三）为何要引入市场力量？
——塔元庄村携手同福集团，名村强企的双向奔赴，成就了一段“同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故事
经济上找准方向，政治上筑牢保障，塔元庄村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还要引进市场力量，强化人才支撑。
1983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给河北农大全体正定籍的同学们回信时写道：“特别是在农村，文化落后、科技落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陈旧的小生产经营方式的束缚并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而要改变这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靠什么？很关键的一条就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就是靠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
二十多年后，尹计平翻阅起这篇文章，对其中引入科技和专业人才的道理感触颇深。彼时，塔元庄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但也面临着村办产业不强、后劲不足、管理水平低、发展进入瓶颈期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专业化的团队。”尹计平希望通过机制创新，吸引更多市场、科技、人才力量进入村庄。
经过长期考察，尹计平看中了长期深耕农产品加工领域，具有强劲资金、管理、市场网络等优势的同福集包養平台推薦团。与此同时，一向秉承“健康中国，天下同福”发展理念和“靠义求利，以利报义”经营理念的同福集团也在积极寻找与知名村庄合作、回馈乡民的机会。“良好的地理位置、强有力的村委班子、较好的乡村旅游等三产融合资源基础、享誉全国的知名度，塔元庄村的这些优势，深深吸引了我们。”同福集团董事长刘山国说。
名村强企的双向奔赴，成就了一段“同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故事。
2020年1月，塔元庄村和同福集团共同成立河北塔元庄同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同福集团货币资金出资占股70%，塔元庄村利用村里集体建设用地及闲置资产使用权出资占股30%，建设塔元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塔元庄村村委会对面的闲置工厂建成了乡村振兴展览馆，新上了“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线，智能温室换“芯”改造成智慧农场……在塔元庄村，每天都能看到新变化。河北塔元庄同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行政副总经理武峰介绍，塔元庄村同福园区已安排周边村民300多人就业，未来3年内项目计划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直接及间接解决上万人就业，塔元庄村民人均收入每年将以30%的速度递增。
同福的到来及扎根落地，为塔元庄村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重要的资本和前沿的农业科技，不仅直接促进了村庄产业升级、村民就业和集体经济发展，也让村“两委”干部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聚焦村庄社会事务管理。
曾赴塔元庄村就“村企合作”模式进行专题调研的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总结了该模式的几个特点：在体制上实行“党委领导，市场运作，农民主体，共享成果”，在机制上实行“政府、企业、科技、金融、保险和农民六家握手”，在经济上实行农业农村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有效融合，产权、组织结构清晰。“塔元庄村和同福集团携手，属于强强联合，探索创新了‘名村+强企’的合作方式，对于其他村庄引入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习银生说。
（四）塔元庄村的幸福生活什么样？
——“就业不愁，环境还好”“福利多多，生活无忧”“心有所安，价值满满”，村里1600多男女老少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乡亲们时常见到一位年轻的后生骑着自行车往返村庄的身影——他就是习近平同志。
进入村庄，先要渡河。而彼时的滹沱河没有桥，河里都是泥沙。习近平同志骑自行车过不去河，推着也走不动，只好把自行车扛起来过河。看到乡亲们艰苦的生活，对农民“知之深、爱之切”的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坚定了要带领农民跨过贫困之河的决心。
从“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到“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大国领袖始终洋溢着浓厚的农民情怀，饱含着对中国农民格外的关心。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农民情怀，塔元庄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信念更足、更强了。这些年，村庄快速发展为村民带来了比蜜甜的生活。村庄还形成了定期拍“全家福”的传统。
在塔元庄村村史馆，记者见到了这张特别的“全家福”，不到两米长的卷轴中集纳了1600多名村民的身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旁的工作人员介绍：“从2013年开始，全村男女老少每三年都会聚在一起合一次影，2022年中秋节拍了最新的第四张，这些照片一张比一张兴旺，一张比一张鲜亮，一张比一张精神。”
站在这张特别的“全家福”前，记者陷入沉思。这1600多张笑脸不正是塔元庄村民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么？
这笑容源自“就业不愁，环境还好”。
今年64岁的唐秀英早年间和丈夫一起搞蔬菜批发，起早贪黑不说，价格起伏还常常亏损。塔元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项目建成后，唐秀英在智慧农场当起了育苗管理员。“再也不是土疙瘩里刨食的‘老把戏’了，而是无土栽培、鱼菜共生、南果北种等高科技，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就上手了。”唐秀英很珍惜在智慧农场的工作，不仅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而且环境好，离家近，活儿不累。
这笑容源自“福利多多，生活无忧”。
在塔元庄村街头，记者遇到几位本村老人。他们都说“现在的生活真不赖，以前想都不敢想”。2013年，塔元庄村完成“旧房改造”，一家一户能免费获得两套房子，高层98平方米、低层128平方米，有效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些年，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特别是在引入同福集团后，每年能获得至少1000万元的保底分红。
蛋糕做大了，分好蛋糕更为关键。塔元庄村“两委”将其中的600万元，按照人头分，每人年底分红3000元，只要是本村户口，老人小孩都有。剩下的400万元，则用于公共事务支出和社会福利发放。全体村民的物业费、水费、供暖费、电梯费等全部由村集体承担；每月免费给村民分包養发面粉、大米、食用油、蔬菜等生活物资，每年组织免费体检；60岁以上的老人除上级政府发放养老金外，村里每月再发200-700元不等的养老金；村里考入全国排名前150名大学的大学生，还能获得学费奖补。集体经济托底、福利保障充足，让塔元庄村民真正做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这笑容还来自“心有所安，价值满满”。
塔元庄村的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的人员络绎不绝，最多的一天来了2万多人。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浓浓的自豪感。有村民包養網对记者说：“原来假期天天想着带孩子去哪里玩，现在家门口就有各种好玩的，还能一边玩、一边学，一点儿不比城里差。”
“90后”女孩高洁是塔元庄村的外来媳妇，几年前在石家庄高铁站工作，三天两头在外跑，无法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为此，她辞去工作返回家乡，成为塔元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的一名讲解员。“以前，我觉得乡村振兴这些政策离我的生活很远。如今，我在园区见证了塔元庄村的乡村振兴，也为游客讲解乡村振兴，进一步感受到我与乡村振兴的联系，找到了今后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高洁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她特意把微信昵称改成了“身在福中”。
塔元庄村的幸福图景传递到了北京。2016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新华社视察，一位记者向总书记展示了塔元庄村的照片。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一定给塔元庄的村民捎个信，我看到他们很高兴！”
（五）启示
回顾塔元庄村的发展历程，不能不让人振奋和感慨。振兴前的塔元庄村，一无特色资源，二无产业基础，三无交通之利。就是这样一个华北平原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却成为了乡村振兴大时代一个熠熠生辉的典型。深入历史现场去探寻塔元庄村的振兴密码，对于全国其他普通乡村谱写振兴故事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塔元庄村的发展实践，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要聚焦发展经济这一主题。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无论何时何地，坚实的物质基础都是幸福生活的有力支撑。回首塔元庄村的发展历程，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总结，大抵分为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走的是“半城郊型”发展路子；2008年至2013年，走的是新农村建设的路子；2013年以后，瞅准的是提前奔小康的路子。这三步每一步无一不是以发展为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不断夯实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乡村振兴才不会成为“无本之木”，才能更好地照进现实。
要突出支部建设这一抓手。塔元庄村之所以能够一步接着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村“两委”班子。村“两委”通过严肃干部作风纪律、创新村庄管理制度机制、营造团结向上氛围等方式，充分发挥了“火车头”的带动作用，有效凝聚了全村上下创造美好生活的斗志和热情。可以说，塔元庄村是一个典型的党建引领型村庄，村“两委”在塔元庄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用好改革创新这一法宝。改革创新是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开辟新局面的重要法宝。步入新发展阶段，乡村发展迎来重要机遇。如何结合新形势，创新发展路径方式，是摆在中国万千乡村面前的重大课题。塔元庄村引入同福集团，创新“村企共建”模式，既发挥了企业的资金、管理、技术及市场网络等优势，又盘活了村庄闲置资产、激发了村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进一步凸显了塔元庄村的品牌价值。“塔元庄”“同福”携手，探索了一条可观摩、可实用、可持续、可复制的村企共建道路，对于其他村庄用好本土资源和外来资源，实现互促共赢发展，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要瞄准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在宏观的国家发展层面要始终坚持，在微观的村庄振兴层面更要切实践行。二十多年来，塔元庄村“两委”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秉承“让全村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朴素理念，坚定了依托集体经济发展乡村的信心，不仅在做大蛋糕上下了功夫，更在分好蛋糕上花了心思。既有按人头分的村集体收益保底分红，也有按老、幼、学等不同群体进行特别照顾的社会福利发放，真正做到了让全村男女老少都满意，都感受到共同富裕的喜悦。
这是一个华北普通村庄三十多年的传奇，也是无数中国村庄正在演绎的故事。塔元庄村也必将在这乡村振兴的大时代续写新的精彩。